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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政府


泸州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第30号

　　《泸州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11月8日市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施行。
　　　　　　　　　　　　　　　　　 市 长：肖天任
　　　　　　　　　　　　　 二○○二年十二月四日

泸州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保障商品房交易安全，维护商品房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商品房预售及其管理。
　　本规定所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以下简称预售人）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承购人，并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
　　第三条 预售商品房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协商一致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泸州市规划建设局是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预售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依法委托的市房地产管理局具体负责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商品房预售管理工作。
　　各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县行政区域内商品房预售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市、县房地产交易机构受商品房预售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预售管理部门”）委托，具体负责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工作。
　　　　　　　　　　　　　第二章 商品房预售项目管理
　　第五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六层（含六层）以下的商品住宅项目已完成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六层（含六层）以下的非住宅项目和六层以上的商品房项目，有地下室工程的已完成基础和主体首层结构工程；无地下室工程的已完成基础和主体六层结构工程；
　　（四）签定了《白蚁预防合同》，并已进行白蚁预防；
　　（五）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已确定；
　　（六）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七）已按规定比例缴纳物业管理维修基金。
　　第六条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一）营业执照和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
　　（二）本规定第五条第（一）、（二）、（三）项所规定的证明材料。其中，本规定第五条第（三）项所规定的证明材料中还应包括已完成基础以上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证明，《 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样本，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符合预售条件的工程进度证明；
　　（三）工程施工进度计划；
　　（四）商品房的《白蚁预防合同》；
　　（五）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
　　（六）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说明商品房的位置、装修标准、交付使用日期、交付使用后的物业管理等内容，并应当附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
　　（七）前期物业管理方案和委托合同；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预售人可以分期或者分单项向预售管理部门申请商品房预售登记。
　　第七条 预售管理部门收到商品房预售申请后，应详细查验各项证件和资料，并到现场进行查勘。经审查合格的，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对不合格的，应说明理由，书面通知申请人。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载明:预售人的名称、许可证编号、许可证的有效期、预售商品房的名称、建筑面积、用途、预售商品房的套（间）数量和商品房预售款专用帐户号等内容。
　　第八条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自核发之日起有效,至商品房验收合格之日起失效。
　　第九条 商品房建设项目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变更用途、增容的，当事人应在批准后15日内，向预售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变更手续，方可销售。
　　第十条 预售管理部门对新批、变更和失效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实行定期公告制度。
　　第十一条 预售管理部门应对已核发预售许可证的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并及时受理社会举报和投诉，发现问题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预售人应取得房地产广告审查证明后，方可按规定发布预售商品房广告。预售广告发布前，预售人应向预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预售管理部门应于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审查合格者发给房地产广告审查证明，房地产广告审查证明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满后需继续发布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预售管理部门应当将审查通过的房地产广告证明送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查。
　　商品房预售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合法、准确，不得有误导、欺诈和与预售商品房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内容，同时还应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和有效期限。
　　　　　　　　　　　第三章 商品房预售行为管理
　　第十三条 预售人应根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批准的用途和范围等内容进行预售。
　　预售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得进行预售，不得向承购人收取任何预订款性质的费用。
　　第十四条 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前，预售人应向承购人明示有关商品房买卖的法律、法规、规章，并向承购人明示下列事项：
　　（一）预售人的名称、注册地址、联系电话和法定代表人；
　　（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三）商品房座落位置、设计环境、用地性质及使用年限、建筑物使用年限；
　　（四）商品房结构类型、户型、质量、装修标准；
　　（五）项目及其配套设施的平面示意图；
　　（六）项目开发进度和竣工交付使用时间；
　　（七）商品房的面积构成、公用建筑面积的分摊办法；
　　（八）商品房的价格、计价内容，与房屋有关费用的承担情况，付款方式；
　　（九）商品房是否设定抵押或者房屋权利受限的其他情形；
　　（十）商品房交付使用时的物业服务情况；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明示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预售人委托房地产中介机构代理销售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房地产中介机构代理并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代理的范围、权限和责任。
　　代理人应当向预购人明示下列事项：
　　（一）本规定第十四条要求明确的事项；
　　（二）代理人的资格证书；
　　（三）预售人出具给代理人的委托书；
　　（四）代理人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第十六条 预售人与承购人应当签订书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当使用预售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预售人和承购人有权依法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的内容进行选择、修改和补充，但必须包含法律法规规定的必备内容。
除承购人拒绝外，预售人发布的商品房预售广告和印发的宣传资料所明示、承诺的事项，双方当事人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
　　第十七条 商品房销售应当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销售单价及总价款。共有建筑面积与公共配套房屋建筑面积不单独计算价格，其建造费用计入套内建筑面积的销售价格内。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分别载明套内建筑面积、公摊建筑面积和公共配套房屋建筑面积、名称及违约责任。
　　凡计入了商品房套内建筑面积销售价格的共有建筑面积与公共配套房屋建筑面积，一律不得再进行重复销售；任何人不得侵占或擅自改变公共建筑面积空间与公共配套房屋原设计的使用功能。
　　第十八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实行备案制度。预售人应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当地房地产交易机构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房地产交易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予以办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登记备案的，房地产交易机构和土地管理部门不得重复登记备案。
　　第十九条 预售人将已经抵押的商品房进行预售，必须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并书面告知承购人；预售人不得用已预售的商品房进行抵押或重复销售。
　　第二十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经登记备案，但未竣工验收的，承购人需转让预售的商品房时，应与受让人、预售人订立预售商品房转让合同。
　　预售的商品房转让时，原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权利、义务依约定依法转移。
　　已办理按揭的预售商品房在竣工验收之前需转让的，应先办理注销登记备案后,方可转让。
　　第二十一条 商品房竣工验收前，预售商品房发生转让、终止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应在签订有关协议之日起30日内到房地产交易机构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备案手续。
　　第二十二条 预售人转让已部分预售的在建商品房项目的，应自批准转让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承购人，承购人在被告知之日起30日内，有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回已付购房款及其利息，承购人应当在解除合同之日起15日内到原合同登记备案部门办理注销手续；承购人愿意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到期未提出异议的，原 预售人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项目受让人，承购人和项目受让人应当向原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预售管理部门办理商 品房预售变更登记。
　　第二十三条 转让在建商品房项目的预售人，应自签订项目转让之日起，停止预售商品房并公示项目转让情况；受让人未换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预售商品房。
　　第二十四条 预售人不得擅自变更已预售的商品房的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确需变更的，应按规定经原规划、设计批准机关批准。预售人改变已预售商品房的建筑设计，涉及合同约定的承购人权益的，承购人有权在通知到达之日起15日内做出是否退房的书面答复。承购人在通知到达之日起15日内未作书面答复的，视同接受规划、设计变更以及由此引起的房价款的变更。房地产企业未在规定时限内通知承购人的，承购人有权退房；承购人退房的，由预售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五条 预售人设置商品房样板房或出具预售说明书的，其实际交付使用的商品房的布置、装修和设备的质量，应当与商品房样板房和预售说明书一致。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预售人应按合同约定将商品房交付承购人。超过合同约定交付使用时间的，预售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七条 商品房预售后承购人向预售人了解商品房建设进展情况时，预售人应如实告知。
　　第二十八条 预售人向承购人交付预售的商品房时，应当提供《商品住宅质量保证书》和《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建立信息查询制度，并定期公布商品房预售情况以及已登记、转让抵押等信息。
　　　　　　　　　　　　　第四章 商品房预售款管理
　　第三十条 商品房预售款只能用于该商品房工程建设所需及法定税费，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一条 预售人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应与预售管理部门、开户银行三方签订商品房预售款专用帐户监管协议书，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预售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商品房预售款的使用。
　　代收预售款的商业银行有监督预售款的义务。
　　第三十二条 预售人应当在银行设立商品房预售款专用帐户；预售人有多个预售项目的，应当分别设立商品房预售款专用帐户，并报预售管理部门备案。
　　商品房预售管理部门应对每一项目核定专控数额，超出专控数额的售房款，预售人可自由支配。
　　第三十三条 商品房预售款专用帐户监管协议签订后，由于开户银行服务等原因，预售人可以变更开户银行，重新签订商品房预售款专用帐户监管协议书。
　　第三十四条 商品房预售时预售款应当由预售人委托设立预售款专用帐户的商业银行代为收取，承购人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将商品房预售款直接交入指定的商品房预售款专用帐户，凭银行缴款凭证向预售人换领发票。
　　第三十五条 预售款应当专款专用，由具备合法资格的工程监理机构根据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规定的进度计划，核实工程实际进度，并出具书面证明。预售人根据工程监理机构出具的证明制定用款计划，并报送预售管理部门。
　　预售管理部门在收到预售人申报的用款计划之日起3日内，予以核对并做出答复。
　　第三十六条 预售人使用商品房预售款时，应向银行提交经预售管理部门核定属实的下列文件：
　　（一） 商品房预售款使用申请表；
　　（二） 用于支付工程款的，提供施工监理单位出具的施工进度证明和施工单位的用款申请，用于支付购买项目建设的建筑材料、设备款项的，提供与供应商签订的购销合同；
　　（三）工程监理机构根据工程实际进度出具的书面证明；
　　（四）建设工程项目预算。
　　未经预售管理部门书面通知，代收预售款的银行不得直接向预售人划款。
　　第三十七条 预售商品房项目竣工并经依法验收合格，预售人凭竣工验收证明及施工单位出具的工程款已全部结清，房屋已全部移交的证明，向预售管理部门和银行申请解除监管协议。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八条 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擅自预售商品房，按照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预售人和代理人未向承购人明示法定事项的，按照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预集人擅自变更已预售的商品房的规划、设计的，按照《四川省〈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预售人委托没有资格的房地产中介机构代理预售商品房的，按照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广告审查机关审查批准，擅自通过媒体发布广告信息的，按照《广告法》第四十三条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进行白蚁预防，不能出具《白蚁预防合同》或出具虚假合同的，由房屋所在地的预售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暂缓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按照建设部《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预售人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按照建设部《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商品房预售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专控数额”是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开发项目的投资预算情况，确定完成该建设项目所必需的资金数额。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泸州市规划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

周勇
（永州市冷水滩区法院，湖南 永州，425000）

[摘要] 国家豁免原则是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学界对国家豁免原则存在两种争议观点，一是绝对豁免理论，二是限制豁免理论，我国已显现限制豁免理论的趋势。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国家豁免原则，须明确界定其范围。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国有企业财产不应适用该豁免。

[关键词] 国家豁免 国有企业 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一、国家豁免原则概述
（一）国家豁免原则的历史沿革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争议，但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免予被审判和执行的管辖豁免特权是国际法上公认的一项普遍原则。最先出现的是绝对国家豁免理论，认为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无论该外国从事的行为性质如何，除非该外国放弃豁免，应一律给予豁免。在国际实践上，从1668年出现第一个承认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判例后，19世纪初西方国家间相互给予管辖豁免的惯例逐渐形成，当时美国和英国是实行绝对豁免的典型。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绝对主权豁免理论几乎为所有西方国家所支持，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从20世纪30年代起，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绝对国家豁免理论开始受到挑战。二战后，国家逐渐参加了在19世纪以前属于私人经营范围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交易，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从而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在发生争议时国家豁免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西方法院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加以限制的案例也逐渐增多，系统地形成了限制豁免理论。
（二）有关国家豁免原则的理论争议
对于国家豁免原则，在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绝对豁免理论，二是限制豁免理论。绝对豁免一般被认为国家豁免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王铁崖先生所编著的《国际法》对该原则是如此定义的:“国家主权豁免是指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原则不接受他国管辖的特权。国家主权豁免是国家平等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格言，任何国家不能对其他主权国家实行管辖，同时国家独立和国家尊严也是国家豁免的基础。”因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都是最高的，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平等，为了达到平等的“对等对待”，同样又要求一国在另一国没有对其财产实施管辖时不能对另一国的财产实施管辖。因此国家绝对豁免理论依据是绝对独立基础上的平等，其最终还是以绝对的独立为基础的。
限制豁免理论认为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是否享有豁免权，应视其行使的职能而定，主张把国家行为按其性质或目的分为主权行为或公法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或私法行为两类，前者在他国可以享有豁免权，而后者则不能享有。如今，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参与涉外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出现的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发生争议时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按照绝对豁免理论，外国可以一方面在内国与内国私人或公司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交易，另一方面，却能够在纠纷发生时援引豁免来避免在内国司法当局面前被起诉或执行，从而逃避应负的经济责任，置内国私人或公司于不利地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限制豁免主义已成为国际上优势的理论。
（三）我国对国家豁免原则的立场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法律，但在这方面有一些政策和立场。从1949年“两航公司案”和1978年“湖广铁路债券案”可以看出我国基本上是采取绝对豁免主义政策的，不过同时也赞成通过协议来消除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分歧。 1991年第46届联大六委会上，我国政府代表进一步表明立场：“国家豁免是基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是一项久己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同时我国代表重申：“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间正常的往来和经贸关系，可以就国家豁免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然而考虑到国家豁免原则的性质和内涵，这些例外必须限于实际需要的某些情况而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我们承认和尊重国际上已存在着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我们认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都有合理的内核”。我国政府在国际会议上在表明“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表示可以“就国家管辖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为私方当事人提供公平合理的救济”，限制豁免主义“也有合理的内核”，可见我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开始从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上缓和，体现了限制豁免主义的趋势。实际上，我国似乎也没有从绝对豁免论中受益。限制豁免论本身是伸缩性非常强的概念，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和现状加以接受。
二、国家豁免的范围
（一）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主张国家与国有企业责任独立，国有企业之间责任独立。例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10条对外国国家财产与外国机构或部门(包括国有企业)的财产做出明确区分，并规定不允许用某一机构或部门的财产对另一无关机构或部门的判决进行清偿。法国最高法院1988年在“罗马尼亚海运公司诉伯纳马尔航海公司案”判决中也采取同样的立场，法院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就用某一国有企业的财产来清偿另一国有企业的债务。美国学者费里德曼在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及立法进行广泛研究与比较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二是由政府机构通过法令或规章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共企业;第三种是国家部分或全部控制的商业公司，这种国有企业与一般的商业企业难以区别。第一种类型的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没有独立的财产，属于国家主权机构的组成部分，其地位显而易见。而另两类国有企业是国家全部或部分出资成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企业，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是资产投资者与企业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公司化的国有企业就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就我国的实践而言，则是由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投资，最终形成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因此，两者在产权上应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责任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财产的独立，必然导致各自责任的独立。因此，对于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国有企业的商业交易行为，国家对其不承担无限责任，更谈不上由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多数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做法。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历史上及现行国内立法对国家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模糊界定可能导致外国法院作出对我国不利的判决。南非法院曾以山西明迈特公司与海南洋浦公司都属由国家控制的企业为名，认定两者为联营公司，由此推断“恒裕”轮是联营船舶，并据此扣押“恒裕”轮。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均对国家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作出界定，但其中的规定呈现出相互矛盾、界定模糊的弊端。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而《民法通则》第41条又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资格。这让人很难理解一个没有独立财产所有权的企业如何具备真正独立的法律人格。此外，《公司法》第4条在规定一般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后，又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实际上仍没有摆脱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桎梏。如果这种立法状况不予改变，我国在国有企业涉外诉讼中仍难免处于被动局面。结合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仍然存在，不可避免会造成国家和国有企业法律关系模糊，尽快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应是我国改革与立法的当务之急和解决问题的根本。
（二）国家豁免范围的界定
虽然限制豁免已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是在什么范围内限制，以什么标准来规范国家不得援引豁免，在国际上是有不同主张的。限制豁免理论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进行区别对待。即使是我国这样的坚持绝对豁免的国家也严格区分国家行为、财产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或公司的私法行为和财产，对后者不主张也不要求在外国享有司法豁免权。因此，当前国家豁免理论争论的焦点不是国家豁免应不应受限制的问题，而是哪些行为应受国家豁免，即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主张限制豁免的国家一般都主张把国家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权行为（统治权行为），一类是商业交易行为（管理权行为）。并认为主权行为一般包括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行为；商业行为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商业和贸易行为。对于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给予豁免，对于外国国家的商业交易行为不给予豁免。但是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国家行为属于其管理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是有困难的。因为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各国的实践也不一致。有的国家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来判断。如英、美、加拿大等国的立法都强调以行为性质作为判决其是否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外国政府为武装力量或为建造政府建筑物而签订的合同及购买必需品或设备合同构成商业合同，同样，签订有关维修大使馆馆舍的合同也是如此，即使这些合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共职能，也应视为商业合同。另外一些国家主张以行为的目的作为标准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例如国家为救灾目的而购买的粮食就应排除这种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张此说。最终，国际法委员会平衡了两说，采取了将性质作为主要标准，将目的作为辅助标准的规定。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只要符合性质和目的说，就可以豁免；同样，非国有企业在国际民商事活动中，只要其性质或目的符合国家行为（如国家授权），同样应给予豁免。
三、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一）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概述
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性质与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其在执行方面也呈复杂局面。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是指一国财产免于在另一国法院诉讼中被采取包括扣押、查封、扣留和执行等强制措施属于国家豁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一国财产采取强制措施直接关乎国家的重大利益，如果单方面执意对外国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本国国家财产在外国也难以得到保护，甚至可能由此影响到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因此，各国对此均采取谨慎的态度。联合国在1991年《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8条规定，不得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采取针对一国财产的强制措施，除非:(1)该国明示同意;(2)该国已经拨出或专门指定该财产用于清偿该诉讼标的的要求;或(3)该财产在法院地国领土上，并且被该国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而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在2000年对该草案重新讨论过程中，又出现将强制措施分为判决前与判决后两种，对于判决前的强制措施予以更多限制的备选案文。此外，在两次草案案文中都提到对诸如用于(或意图用于)使、领馆等外交用途、军事目的的财产，中央银行的财产及文化遗产等特定种类的财产不得采取强制措施。这些都反映出条款草案对国家财产强制措施的实施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
（二）国有企业财产不能适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上述对国家财产执行的豁免是否可以适用于国有企业的财产呢?一般来说，国有企业非经授权行使国家主权权力，不是国家豁免的主体，其财产也不能享有执行豁免。国际法之所以对国家财产进行强制措施豁免的保护，主要因为国家财产在一定情形下关乎一国主权职能的行使，而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国有企业财产在性质上与以国库或国家财政收支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财产是有区别的，在商业交易中，它与一般私法主体的财产没有本质区别，与国家主权职能无关。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法院都对国有企业财产与国家财产加以区别，一般否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享有财产执行豁免权。这在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与国家间的双边条约中均有反映。将国有企业的财产与国家财产进行区分是正确的，应当注意，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是否享有执行豁免权上，另一方面也应反映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即一旦国家财产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援引执行豁免，不能牵涉到国有企业的财产。联合国草案案文中提到，对用于商业用途的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该财产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这里要求被执行财产应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可以认为是区别国家财产与国有企业财产的依据。笔者认为，在实践中不能以对国家的诉求转而执行该国国有企业的财产，也不能将国有企业的责任转嫁于对国家财产的执行上，更不能因此对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是国际法中尚处于不断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领域。对此，我国一方面应积极参与有关公约的起草与订立，把握该领域新的发展动向，及时反映我国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制定相关的国内立法，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使我国法院在处理外国国有企业涉诉案件中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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