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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01:28:04  浏览:913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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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乌海政办发〔2009〕67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乌海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内政办发〔2007〕110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本级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本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下简称行政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行为和其他各类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国家调拨的资产、按照国家规定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对外投资、无形资产等。
  第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内容包括: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处置、资产收益、资产评估、资产清查、产权登记、资产统计报告和监督检查等。
  第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
  第六条 市财政局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主管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综合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对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

  第二章 资产配置管理

  第七条 对国家和自治区规定有统一配置标准的土地、房屋和车辆,按照规定的相关标准执行。
  第八条 行政、事业单位申请使用财政性资金、各类专项资金、非税收入等资金购置资产的,须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送市财政局审批。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资产,依法实行政府采购。
  新购置的资产、上级部门直接配置、调拨、奖励和接受捐赠的资产以及其他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及时入账。

  第三章 资产使用及有偿使用收入管理

  第九条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的使用,包括单位自用和出租、出借等方式。
行政单位不得用国有资产对外担保和举办经济实体,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使用,包括单位自用和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担保等方式。
  第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严格的国有资产管理责任制,并将责任落实到人。对所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应当定期清查盘点,做到账账、账卡、账实相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十二条 行政单位拟将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事业单位拟将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担保的,须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送市财政局批准。出租、出借合同报市财政局备案。未经批准,不得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担保。
  第十三条 对行政、事业单位中超标配置、低效运转或闲置的国有资产,由市财政局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调剂使用或处置。国家和自治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行政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取得的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缴入财政专户,由市财政局统筹安排支出。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担保等取得的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缴入财政专户,由市财政局统筹安排支出。
  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担保等取得的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统筹20%后,剩余的部分用于单位事业发展。
  上述收入由市财政局统一出具《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由缴款人持《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直接将应缴款项缴入财政专户。
  第十五条 未经市财政局批准,事业单位擅自对外投资或担保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注册、变更、年检登记手续,金融机构不得为其贷款。

  第四章 资产处置及处置收入管理

  第十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的转移及核销,包括无偿调出、出售(出让、转让)、置换、对外捐赠、报废、报损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第十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可处置的国有资产范围包括:
  (一)闲置资产;
  (二)仍有使用价值,但继续使用已不能满足单位履行职能需要的资产;
  (三)因技术原因并经科学论证,确需报废、淘汰的资产;
  (四)因单位分立、撤销、合并、改制、隶属关系改变等原因发生的产权或使用权转移的资产;
  (五)盘亏、呆账及非正常损失的资产;
  (六)已超过使用年限无法使用的资产;
  (七)依照国家、自治区和乌海市有关规定需进行资产处置的其他资产。
  第十八条 资产处置按照以下规定权限予以审批。
  (一) 固定资产处置审批权限。
  行政、事业单位处置房屋建筑物及其所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原始价值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下,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土资源局审批;原始价值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上(含20万元),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土资源局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行政、事业单位处置交通运输工具、大型设备等固定资产,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原始价值在20 万元人民币以下,由市财政局审批;原始价值在20 万元人民币以上(含20万元),由市财政局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其他资产处置审批权限。
  行政、事业单位处置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送市财政局审批。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市财政局批复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文件是办理产权变动的依据,是行政、事业单位调整有关资产、资金账目的原始凭证。
  第十九条 行政、事业单位出售房屋建筑物、出售或置换车辆及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等,须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报市财政局核准或备案后,采取拍卖、挂牌、招投标、协议转让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公开处置。
  前款规定的交易行为,应当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进行。
  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单位处置房屋建筑物及其所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全额缴入国库。房屋建筑物收入纳入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管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管理。
  处置交通运输工具、大型设备、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所取得的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全额缴入财政专户,由市财政局统筹安排支出。
  上述收入由市财政局统一出具《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由缴款人持《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直接将应缴款项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
  第二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分立、撤销、合并、改制及隶属关系发生改变时,应当对其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清查登记,编制清册,报送市财政局审批后,方可办理移交、调拨、封存等手续。
  第二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处置房屋建筑物及其所占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和车辆等,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批准的,国土、房产、公安车辆管理等部门不得为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

  第五章 资产评估及资产清查、

  第二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一)取得的没有原始价格凭证的资产;
  (二)拍卖、有偿转让、置换国有资产;
  (三)合并、分立、清算;
  (四)租赁整体或部分资产;
  (五)确定涉诉资产价值;
  (六)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改制为企业;
  (七)事业单位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
  (八)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工作应当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
  第二十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清查。
  (一)根据国家专项工作要求或市政府实际工作需要,被纳入统一组织的资产清查范围的;
  (二)进行重大改革或整体、部分改制为企业的;
  (三)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资产严重损失的;
  (四)会计信息严重失真或国有资产出现重大流失的;
  (五)会计政策发生重大更改,涉及资产核算方法发生重要变化的;
  (六)应当进行资产清查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清理、账务清理、财产清查、损溢认定、资产核实和完善制度等。

  第六章 权属证管理与产权登记

  第二十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所占有、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及其所占用的国有土地必须依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并交市财政局统一管理。
  第二十八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向市财政局申报、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并由市财政局核发《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第二十九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一)新设立的单位,办理占有产权登记;
  (二)发生分立、合并、部分改制以及隶属关系、单位名称、地址和单位负责人等产权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单位,办理变更产权登记;
  (三)因依法撤销或整体改制等原因被清算、注销的单位,办理注销产权登记;
  (四)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实行年度检查。
  对于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产权登记、年度检查或年度检查不合格的,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自动失效。

  第七章 资产信息管理与报告

  第三十条 市财政局及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对国有资产实行动态管理。
  资产信息化管理的内容包括:资产购置计划、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产收益、产权变更、产权登记和年检等资产管理事项。
  第三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将本单位管理的各类国有资产的信息(包括资产数量、结构、原值、现值、实物图片)等资料,录入资产信息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做好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工作。
  第三十二条 市财政局应当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状况及国有资产收益情况统计报告制度。

  第八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市财政局和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和检查,坚持单位内部监督与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相结合,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相结合。
  第三十四条 市财政局应当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稽查管理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和资产处置等活动实施日常稽查和定期稽查。
  第三十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处理。
  (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
  (二)擅自占有、使用和处置国有资产的;
  (三)擅自提供担保的;
  (四)未按规定缴纳国有资产收益的。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乌海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乌海政发〔2004〕5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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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以构建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为契入点

王硕;郭春枝(助)


摘要: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但如何选择移植的法律制度,以及怎样将其根植于社会主义土壤,充分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现阶段法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应对的又一难题。本文以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的构建为例,深入剖析法律土壤在法律移植中的作用,对于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本土化面临的困惑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法律本土化;诉辩交易;法律移植


一、法律移植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具体而言,法律现代化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律现代化意味着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内容完善。第二,法律现代化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律现代化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封闭的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个别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发生相互撞击和冲突,并导致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各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因素加强,从而客观上要求各国立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法制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强劲势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封闭式的道路,而法律移植正是移植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寻求法制发展的结果。因此,移植外国先进法律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二、移植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任何制度的设计建构都离不开其背后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就像鱼的生长与水息息相关一样,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环境,再好的法律制度离开了合适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环境也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法律移植指移植国有目的地对外国法制进行选择和创新的结果, 这种选择和创新必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虑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器官移植需要考虑人体的排他性因素一样,法律移植也要考虑外国法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融生问题,而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复杂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统一,既包括对外国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国法在本土的培植,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法律制度成为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基石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诉辩交易制度在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说明法律制度对文化环境的依赖关系。
  诉辩交易或者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亦称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答辩交易。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效便捷,节约司法成本。
  诉辩交易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渊源,与美国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诉讼制度、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当的理念,其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也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在刑事程序中实行“罪状否认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便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放弃了获得无罪宜判的权利。在美国,公民与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诉讼中的地位对等,被告人是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在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选择。美国的检察官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是诉辩交易的前提,美国实行公诉垄断,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证人,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解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是由检察官与被告解决,检察官享有刑事追诉的决定权。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愿望,是诉辩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诉辩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国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是诉辩的交易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我国,虽然从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看,设置诉辩交易程序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142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审判中形成了检察官主审、控辩对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经具备了设置诉辩交易的理论基础。再者我国正处于变型转轨时期,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使得诉辩交易制度的引进存在必要。但诉辩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诉讼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来自己没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种考虑,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这就违背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证据原则;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根据被告人是否承认来认定,而诉辩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悖。并且,诉辩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诉辩交易,势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对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的保证。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职业环境、法律职业者的素质都不能适应诉辩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实行诉辩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新的腐败难免会乘虚而人。
  如上所述,诉辩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法制环境、本土法律资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不能因为阳光会投下阴影而拒绝光明,不能因为中国当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适宜该制度是我培植而否决该项制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判断是否应该移植某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应深入分析该法律制度在国外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确认是否存在培植该制度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对于只是存在生长空间的大小问题而非有无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决考虑移植的制度在国内存在的合理性与合理性,需要我们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需移植制度生长的更好的土壤,拓展其发展空间。正如对于诉辩制度一样,我们的当前工作就是培植适宜此种制度生长发展的法律土壤与文化环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实现诉辩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与彻底决裂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怎样企图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在实际上可能仍然带有传统赋予我们的观念框架和文化眼镜。而西方文化作为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与其进行全面接触与认识之前,我们无法先入为主地对它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各个分子进行好恶的取舍,并且一个国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区域、城乡、环境等的差异,除了考虑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千差万别的亚文化进行调适。因而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即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非光复旧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而非脱离社会需要,坚持中国法治发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来来实现本国法律的脱胎换骨从而完成的法制现代化的企图,不仅在是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60年代法国比较法权威达维德曾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帮助埃塞俄比亚起草了一个形式上相当完备的现代化法典,但却因不符本国国情,被人们讥笑为“比较法学家的乐事,非洲人的恶梦”。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单纯的从历史中去寻找,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着手,以习惯、行为为视角,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种东西,无论中国当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对中国社会起很大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积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制度形态,中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是不会轻易灭亡的。立足于中国国情,警惕法律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珍惜传统中一切有一价值的、有益于现代的成分,注重对传统的认同与衔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国的法律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必须是适合中国本土化的模式,“跟着人家乱跑”的急功近利的“拿来”行为,只能解决“应战”的燃眉之急,终归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须承受的财产,是我们法文化现代化举步的第一阶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土传统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与发展的,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中庸等等。这些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没有这些,有可能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会毁灭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论证有关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否则我们的法制建设就会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回应西方法文化的勇气,从而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褒也好,贬也好,都是西方学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种认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失真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观点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依据,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标准来衡量或裁剪中国,是不合适宜的。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变革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们所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劳动改造制度等。而没有传统作为依据的改革,往往在实行中举步维艰,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胜防。黑格尔有言:“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

四、结语

  当代中国,在充分认识到外国法律的先进性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实际考虑,是否具有移植、借鉴该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为重要的还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资源,以“法来源于习惯”为视角,挖掘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历史,吸取外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制资源及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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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辉,丁雯.应尽诉辩交易制度初探[J ],前沿,2003(9)。



郭春枝 07级刑法 200710520019

GREEN JUSTIC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李恒翻译

NICOLE C. KIBERT
I.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 a phenomena that occ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in which people of color and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pollution, the sitting of toxic waste dumps, and other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 (LULU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reviews potential legal, prac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itially “environmental justice” was referred to as” environmental racism” because of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people of color; however, it is now clear that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re foisted predominately on lower income groups of all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In order to be inclusive, as well as to avoid the extra baggage that comes with calling an act “racist,” practitioners almost exclusively use the term “environmental justice” rather than” environmental racism.” Though a discussion regarding nomenclature may seem superfluous, in the context of a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and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its actually integral. The way that a society assigns a connotation onto of a word’s denotation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how a phrase will be interpre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Use of the term”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a step in bringing the issu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live 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all people? not just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racial equality.
II. WHAT IS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efin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the fair treatment and meaningful involvement of all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or income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Fair treatment means that no group - including racial, ethnic rococo economic groups - should bear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industrial, municipal, and commercial operations or the execution of federal, cal, and tribal program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minorities - African Americans in particular - are more likely to live-in close proximity to an environmental hazard.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to choose from to illustrate this observation. Colin Crawford, in his book, “Uproar at Dancing Creek,” discusses in great detail the efforts of an entrepreneur to site a new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in Noxubee County, Mississippi. Conspicuously, when Crawford compared Noxubee County with other counties in Mississippi, he found that it had the highest annual average unemployment rate from 1970 ?1993, a high rate of functional illiteracy with only 51.34 percent of its adult population having high school diplomas, and by far the lowest per captaincies in the region. In addition, of the 12,500 people who lived in Noxubee County, 70 percent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poor. Crawford found that sitting of a hazardous waste dump in this poor, largely Minority County was not an accident, but a calculated campaign. It pitted the poor African American majority and whites against the minority, but politically powerful, white population in false promi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would bring new jobs. As Crawford stated, “people who most often bear the dangers of living near the excreta of our acquisitive industrial society are thievery same ones who have been most abuse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III. BRIEF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approximately 20years old. In 1979, in Houston, Texas, residents formed community action group to block a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from being built in their middle-class African American Neighborhood. In 1982, environmental justice made news in Warren, North Carolina when a protest regarding the sitting of a PCB landfill in a predominantly African American area resulted in over 500 arrests. The Warren protest was followed by a report by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which found that three out of four landfills in EPA Region 4 were located in predominately African American areas, even though those areas comprised only 20 percent of the region’s population. An additional report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was published in 1987 by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entitled ‘Toxic Waste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found that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f a community ? more than socioeconomic status ?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of whether or not a commercial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would be located there.” The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eminar was held in 1991 in Washington D.C. and was attended by 650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attendees adopted a set of “principle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at were circulated at the Earth Summit in1992 in Rio de Janeiro. In 1992, the EPA established an Environmental Equity Workgroup. On recommendation from this group, the EPA started an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1994, the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took another look at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 report. They found that minorities are 47 percent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to live near hazardous waste facilities. The latest initiative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ccurred in 1994when President Clinton issued Executive Order No. 12898 which ordered federal agencies to comply with Title VI for all federally funded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hat affect human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Title VI states, “No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on the ground of race, color or national origin, b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in, be denied the benefits of, or be subjected to discrimination under any program or activity receiving fede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hough overdue b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tivist standards, President Clinton’s recogni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crease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for which they were arguably already responsible, but now there was a clearly articulated standard.
IV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e degra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fundamentally tied to the disproportionate burden placed on the disenfranchised members of our society: minorities, women, and the poor. Sever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ies have emerged ? among them Deep Ecology,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Bioregionalism ? to attempt to explain how it became acceptable to exploit the environment while endangering the health of certain groups of humans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section, a brief review of these ecological philosophies, as well as an examination of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are presented as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s use risk analys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allow projects to move forward. “When landscapes and ecosystems are regarded as commodities, then members of an ecosystem, including human beings, are treated as ‘isolated and extractable units.’”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determines how much exposure is acceptable in terms of “one-in-a-hundred-thousand or one-in-a-million additional ‘acceptable’ deaths for toxic chemical exposure.” While neutral on its face, risk analysis serves as a means for justifying disproportionate treatment for some” acceptable” percentage of an exposed human population. However, this method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ecause there is no set standard for which tests to use in determining risks. Therefore, extreme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can be reached about the same risk depending on which tests are used. When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project is being proposed, if it is a well-organized and economically well-off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members will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risk analysis numbers showing an unacceptable risk resulting in permit denial. However, if the negative impact is going to fall mainly on people who are not able to fight back, then the project will most likely go ahead with a risk analysis showing unacceptable risk by the permitting agency. There are alternatives to risk analysis that will be discussed infra, in the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section. Deep Ecology is an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at places huma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systems rather than outside or central to the system. In addition, humans are considered to be equal, not superior or more important, in value to other components of an ecological system. It is a science based philosophy in that it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s of an ecological system, but it is also a true philosophy in that it encourages humans to delve “deep” into their fundamental values. Arne Ness,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Deep Ecology, has developed a set of seven tenets which, when considered together, would form a typ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 fourth tenet focuses on anti-class posture. “Diversity of human ways of life is, in part, due to (intended or unintended) exploitation and suppression on the part of certain groups. The exploiter lives differently from the exploited, but both are adversely affected in their potentialities of self-realization.” Naess and supporters of Deep Ecology believe that if we could focus on the impact of all of our actions on everything in the system (and importantly place humans within the system) that we could achieve social justice and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one of the tenets is to fight against pollution and resource deple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two tenets describe environmental justice: to treat all people equally while reducing pollution. Naess believes that when one of the tenets is considered independently problems will arise, and either the environment or a class of people will suffer. Therefore, Deep Ecology requires inclusive, open thinking rather tha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focus that we now predominately use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allow a polluting industry to develop or continue, or when determining where they can dump their hazardous waste.
There is a small but growing section in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movement called “bioregionalism” that envisions a redrawing of political boundaries to follow the contours of local ecosystems.” The globalization of modern cultur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institutional values which threate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This movement believes that it will be necessary for people to begin functioning on a regional level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affects of polluting industry Bioregionalisms call this ‘living in place.’ Bioregionalism means that “you are aware of the ecology,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and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choices that them.” More radically they believe that people need to live in a sustainable way that involves living in regional units that provide for its inhabitants while co-existing with the natural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occurs because the emphasis for development is often not based on local needs 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or biological diversity. When the emphasis is on the industrial needs, rather than cultural or ecological needs,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 destined to occur some eco feminist theorists have stated that the feminization of nature is what started the ability to degrade the earth and people without regret. Popular environmental slogans state “love your mother.” However, equating the earth and nature to a woman can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spect women. A recent Earth First! Slogan illustrates the problem: “The Earth is a witch, and the men still burn her.” As 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e definitely do not want to encourage the idea that mother earth will absorb everything we lob at her without asking anything in return. “Mother in patriarchal cultures she who provides all of our sustenance and who makes disappear all of our waste products, she who satisfies all of our wants and needs endlessly without any cost to us. Mother is she who loves sand will take care of us no matter what.”

英文原文出自以下网站:
http://www.law.fsu.edu/journals/landuse/vol17_1/kibert.pdf








绿色正义:环境非正义的全面剖析(译文)

NICOLE C. KIBERT
I. 介绍
环境的非正义经常发生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之中,由于他们经济地位不高,所以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如有毒废料在这种群体中的传播以及对当地不需要的土地的利用(LULUs)等等,这是一种环境不公正是现象。本文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环境不公道的现象和回顾潜在的法律, 实践,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解答如何达到环境正义。 最初的"环境正义" 是首先在"环境种族主义"提到的。它是对不同颜色的人的不均衡的冲击与歧视。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确切的环境健康风险被蒙骗在更低的收入种族和族群中。为了将"环境种族主义"包含在“环境正义"之中,并且避免叫此行动为"种族主义者的额外行李"实践者几乎完全规定" 环境正义"相当于环境种族主义"虽然一次讨论关于命名原则也许似乎多余, 但就讨论的状况起源和战略上来讲,为达到环境正义,它实际上不可缺少。社会分配方式对公众关于一个词组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影响。"环境正义" 是指依据宪法给予的权利,所有人民都应该居住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中,而不仅仅局限于种族平等。
II. 什么是环境正义?
美国环境保护代办处对"环境正义" 下的定义是:所有人民应当受到公平的对待和有效地介入到环境发展, 环境法章程和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之中。不管种族, 颜色, 原国籍, 或收入。 公平对待意味没有小组,包括没有种族, 没有种族洛可可式的经济集团。对环境污染的责任,大家应该负担一个不均衡的份额。消极环境后果起因于工业,市政, 商业操作或施行的联邦、部族节目。许多研究显示:在过去20 年中, 少数非裔美国人特别容易遭受到由于环境污染而引起的危害。不幸地, 有许多例子可供选择来说明这种情况。Colin Crawford, 在他的书里, "跳舞小河的骚乱"中谈论到了那些了不起的企业家在努力选址的过程中将一种新的有害废料设施安排在密西西比的Noxubee 县。显眼地, 当Crawford 将Noxubee 县与其它县比较时, 他发现在1970 年-1993年间,它有最高的年平均失业率, 功能文盲也以一种高速率在增长。在其最低的captaincies区域,成人人口的百分之51.34 只有中学毕业证书。 另外, 12,500 人民居住在Noxubee 县, 百分之70 是非裔美国人和贫寒。 Crawford 发现了有害废料转储在这个贫寒县不主要是意外事故, 而是一次故意的竞选。少数非裔美国人,多数是白人, 在政治上强有力, 白人说这样会带来新工作机会,经济发展回更快的假的诺言。 如同Crawford 陈述, "谁经常忍受工业社会排泄物而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之中生存的人往往是被历史忽略的人。"
III. 环境正义运动的简要历史
环境正义的正式历史起源于20多年前。1979 年,在休斯敦, 得克萨斯, 居民形成社区活动小组阻拦一种有害废料设施被修造在他们的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聚居地。1982 年, 最有新闻价值的关于环境正义的报道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当一个抗议关于PCB 垃圾填埋在非裔美国人地区的会议取得了完全成功。 Warren的抗议报告发现了会计办公室的垃圾填埋在非裔美国人地区。虽然那些区域只有百分之20 住人。1987 年一个另外的报告演讲环境的不公道被出版了。由基督教会授权的"有毒废料和种族团结的教会"发现在团结的状态的社区是没有一种商业有害废料设施不会在那里被找出的。1991 年"颜色环境领导研讨会在华盛顿D.C.举行, 并且有世界各地650 个人出席了该会议。到会者采取了被散布在地球山顶的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套"环境正义"的原则。1992 年, EPA 建立了一个环境产权工作小组。由这个小组推荐, EPA 建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1994年, 政策制定中心看了看基督团结教会在1987的报告, 他们发现少数人种比其他人多百分之47 的可能居住在有害废料设施附近。 最新的主动性环境正义发生在1994克林顿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中。第12898 文件下令联邦政府机关遵照标题VI ,杜绝所有联邦被资助的节目和活动影响人类健康或环境。标题VI 表明:"没有人将在美国的地面,受到种族, 颜色或原国籍的歧视从而被排除, 被否认而得不到好处,大家都有权根据任一节目或活动接受联邦经济援助。"根据环境正义活动家标准, 克林顿政府增加了政府责任, 为那些争论已经负起了责任,现在有了一个清楚、明确的表达标准。
IV. 环境不公道的起源
环境的退化的负担根本上被不均衡地安置在我们的社会的不同阶层: 少数民族, 妇女, 和贫寒人口。从而涌现了环境哲学,在他们之中有深刻的生态主义, 生态学女权主义者都试图解释怎么使环境污染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危及特定人群健康的时候变得可接受。在这个部分, 对这些生态学哲学进行简要的回顾, 并且对工业风险进行分析检测, 提出了环境不公道的起源可能的解释。产业和政府使用风险分析确定是否允许项目进行。"当风景和生态系统被认定为商品, 然后生态系的成员, 包括人, 被认为是被隔绝的和可取的单位。"工业风险分析确定是可接受的根据"。但是, 这个方法是根本上有缺陷的因为没有测试使用在确定风险的集合标准。所以, 极端不同的结论可能是使测试与不测试达到大致同样的风险。当一个潜在地危害项目被提议, 如果这是在一个组织完善和经济上充裕的社区, 社区成员能产生他们自己的风险分析数字显示一种不能接受的风险造从而否认许可证。但是, 如果负面地影响使得人们无力还击, 该项目很可能在先前的风险分析显示不能接受的情况下被允许。他们将有选择性地对风险分析进行讨论,来达到环境正义。本质的生态是安置人在生态学系统而不是在外部或中央之内的生态学哲学。另外, 人被认为是平等的, 没有特权和贵贱, 按价值对一个生态学系统的其它组分。生态系统的其他价值是基于其哲学价值的,而哲学价值又是以生态系统本身为根本,并且他又是一个哲学理念,那就是鼓励人们将这一本质作为其基础价值。Arne Ness,深刻生态主义之父, 开发了一套七条原则,当组合在一起时, 会形成一种生态学意识。第四个原则焦点在反类姿势。"人的生活方式变化, 一部分是由于(意欲的或不愿意的) 开发和镇压在某些小组而形成。开发与剥削不同, 但两个均有害地影响了认识自我的潜在性。"深刻生态主义者Naess 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将所有的影响我们的一切行动在系统中集中起来。(重要地是安置人在系统之内) 那我们就能达到社会正义和居住与环境一致。另外一个原则则是与污染和资源怠尽做斗争。将其结合起来, 这两条原则就描述了环境正义: 相等地对待所有人民,努力减少环境污染。Naess 相信这两个原则当中的一个独立地出现时, 一部分环境或人类将遭受污染。所以, 深刻的生态要求包含的,开放的思维与价值观比起我们经常使用的工业风险分析来确定是否允许污染产业出现或继续,或确定何处他们能倾销他们的有害废料的方法要好得多。有一个影响小但正在增长的部分在生态学哲学中叫做" bioregionalism"的运动正在侵蚀着政治经济系统。 "现代文化的全球化对文化的传播和生态学价值的变化作出了贡献。这运动相信, 对于人们而言将非常有必要开展一种机制来保存环境和保护自己免受污染产业影响。Bioregionalisms 认为这叫居住到位。 Bioregionalism 意味着 "您意识到生态, 经济, 和您居住地方的文化, 并且承诺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更加根本地相信,人们需要一种能够与之相邻的自然生态系相共生的一种能承受的方法。环境不公道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为发展经济经常不根据地方需要或文化或生物变化而开发。当着眼于工业需要, 而不是文化或生态学需要时, 环境不公道则像女权理论家阐明的那样将贬低地球和人民的能力而没有遗憾。普遍的环境口号陈述为"爱您的母亲"。然而, 视同地球和自然像妇女一样使我们忽略了一种消极的后果,那就是我们在一个家长式社会中而不尊敬妇女。最近地球首先 喊出一种口号: "地球是妓女, 男人仍在奸污她"。正如我们正在进行的环保运动一样,大地母亲将吸收一切我们抛投在她那里的东西并且没有要求任何东西的回报。 "母亲在家长式文化下提供所有我们的生计并且吸收我们的废品, 她无限制地满足所有我们的需要而不计我们任何的费用。不管我们是什么,大地母亲都会像爱他的儿子一样爱护我们。


李恒,东华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法学学士。潜心研学环境法学多年,有多篇相关文章在各类法学杂志发表,希望结交致力于环保法律事业的朋友!
henleyroya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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