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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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路收费”背后的法律问题
（李艳新律师）

近来，西客站“北京向导”问路收费事件在北京的各大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从古至今，助人为乐一直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虽然企业方面声称自己属于“半公益”性质，对某些信息查询不收取费用，但从社会道德的角度上来讲，“问路要交钱”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从而在公众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广大公众从道德习惯出发，对此事表示出强烈的反对。一些人认为“问路”是铁路部门理应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同时认为“北京向导”有偿服务的出现和合法化还将减弱西客站管理部门本应负有的公益义务。行政机关从首都形象出发，也进行了一定的干涉。

笔者认为，在信息多样化的时代，要求个人掌握某一领域的全部信息已经成为不可能。查询各种信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问路”作为一种新兴行业，就是在这种大趋势下应运而生的。虽然这一行业的出现与人们的日常习惯和道德准则相悖，但其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当然，从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看，“问路收费”还涉及法律层面的问题。

“北京向导”的服务范围之一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有偿信息咨询服务。因此，基于服务行为就在服务方和被服务方之间产生了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从民法基本理论而言，该民事法律关系属于一种服务合同。而任何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有其产生、变更、解除、终止的过程。我们就来探究一下“问路收费”服务合同成立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有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则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一经承诺，合同即告成立。有些合同订立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要约邀请的阶段。所谓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又称要约引诱，比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商业广告、招标公告等。发出要约邀请的目的，是希望消费者或相对人向自己提出要约，而不仅仅是为了宣传。世界各国一般都承认商业广告的要约邀请性质，但同时也认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商业广告也可以构成要约。如果一个广告具体表明了合同内容，并且表明不需要讨价还价，明确地表示受广告的约束，该广告就应作为要约对待，而不是要约邀请。

据报道，在“问路收费”服务中，服务方提供的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即为广大公众提供诸如常用电话、长途区号、公共交通、地名查找等信息，并对收费标准进行了明示。这种信息服务不是普通的商品，不会受到数量、质量、规格等的限制，也就是说，在其标示的服务项目范围内，接受服务的一方不必为查找哪一条信息与服务方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也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例如，当我需要查找从西站到达北京市内某一条小胡同的路线时，由于服务方列出了“地名查找”的服务项目，我就没有必要就服务方的数据库内是否有关于该胡同的信息而进行问询。所以，服务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范围以及收费标准，不是要约承诺，而是已经构成了要约。既然服务方已经作出了要约，那么被服务方作出承诺行为，即被服务方向服务方提出在其服务范围内的查询要求时，服务合同即告成立，双方就应当受合同约束，行使合同权利，并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

被服务方作为合同一方，所承担的合同义务就是支付相应的合同价款。如果被服务者接受了服务却拒绝依照双方的约定（也就是服务方明示的收费标准）支付费用，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另一方面，服务方在合同成立后（即被服务方提出合理的“问路”要求后），应当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所谓合同的适当履行,又称正确履行或全面履行,是指当事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标的及其质量、数量，由适当的主体在适当的履行期限、履行地点，以适当的履行方式，全面完成合同义务的履行原则。就“问路收费”服务合同而言，服务方作为义务方应当在其收费服务范围内，及时、准确、全面、并以适当方式提供被服务方需要的信息。如果没有做到其中的任何一点，服务方就构成违约。及时，是指服务方应当在合理的时间限度内，向被服务方提供有关信息。准确，是指服务方提供的信息应当能够实现被服务方的预期目的，例如依照服务方提供的行车路线能够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或场所，这就要求服务方必须及时更新其数据，避免提供过期的信息。全面，是指服务方应当提供合理数量的信息。例如，如果被服务方希望乘公共交通工具从北京西站到中关村，那么服务方应当在其收费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换乘路线和交通方式，其中可以包括公共电汽车、地铁、城市铁路等。以适当方式，是指服务方应当采用合理的、便于使用和记忆的方式提供有关信息。例如，服务方应当将换乘路线及首末车时间等打印出来，交给被服务方，使其能够依照提供的途径和方式，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之所以强调“以适当方式”的要求，只要是考虑到北京的各种设施种类繁多，仅交通一项就令人大为头痛。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难以记忆换乘车站和站名，就更不要说初到北京的人员了。如果服务方根本就不能提供被服务方需要的信息，那么服务方的行为就构成了根本性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下，服务方当然也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服务方还可以解除服务合同。
当服务方不能依据服务合同提供被服务方需要的服务时，被服务方很有可能遭受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损失将以多种形式出现，可能由于其提供的交通路线不是最佳路线导致时间延误、多余的支出，也可能由于邮编错误导致邮件被退回或误投。间接损失将更加多种多样，而且通常间接损失的数额会大大高于直接损失。因此，如果出现服务方提供的信息错误或不及时地情况时，很有可能会出现纠纷。而在服务方明示的内容中，并不包含纠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

据闻，“北京向导”将于近期恢复“问路”咨询。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仅就有关事项提出完善意见：

一、细化收费标准：应根据提供的信息数量的不同，收取不同金额的费用。物价部门也应对服务收费进行重新核定。仅以公共交通路线为例，由于某些路段经常性地出现交通拥堵，服务方应在收费范围内提供尽量多的路线和交通方式。当然，考虑到运营成本和公平合理的因素，如果被服务方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应当支付更多的报酬。由于被服务方的需求有所不同，收费标准应比较灵活，制定不同的额度，给被服务方选择的空间。

二、明确服务质量标准：有关主管部门对服务方提供的信息的质量进行规范。内容包括是否最新资料，是否最短行车路线等。

三、对服务方提供的查询结果的格式加以规范：查询结果的打印件应注明信息来源。这里的“注明信息来源”是指，服务方应在查询结果上签注公章或其他足以表明信息来源的方式，以备发生纠纷时进行核查。

四、对格式条款加以规范：由于服务方提供的收费标准等信息属于合同格式条款，因此应当对这些条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审查。

五、对“有偿信息”加以规范：由于公众对“问路”服务的高度需求，尤其是在西客站这样外来人员集中的特殊地区，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形：服务方优先向被服务方提供某些企业的信息，同时向这些企业收取“广告”费用。而这种行为将最终损害被服务方的利益，使得“问路”服务部分甚至完全丧失其服务于社会的性质。因此，企业，应当注重行业形象。同时，主管部门也应当适时出台有关法律法规，对这类“半公益”性服务的运行做出规范。

随着“北京向导”的重新营业，此类服务提供商也将逐渐增多。而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将逐步显现。企业应当充分认识到市场风险，随时更新各类信息，不断提高服务水准。同时，如何规范这类服务，既方便公众，又能使这一行业在市场中得以生存，在公益形象和商业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是摆在管理部门和企业面前的?d待解决的问题。

(北京优仕联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宾大厦A408，100101，010－84985858，www.youshilian.com)


青少年犯罪现象的统计分析

王春胜


　　青少年犯罪是指法律根据一定的年龄而规定其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或者无行为能力的人。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不同，对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也不尽一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18周岁以下的公民是未成年人。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被称世界“三大公害”之一，根据福建省人大常委的一份公报透露，2002年至2004年全福建省法院共判处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达9585人，而全福建省公安机关抓获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犯罪人数的比例，2002年为12%、2003年为14.7%、2004年为17%；辽宁省法院2001年至2004年判处的未成年犯人别为1487人、1510人、1792人、1806人，由此可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 “救救孩子”的呼声已喊了许多年，但未成年人犯罪却日益严重，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无论在犯罪类型还是在犯罪主体上,都具有与其他犯罪所不同的鲜明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且犯罪性质恶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年前提前了2岁~ 3岁。14岁以下的少年违法犯罪增多。从1991年到1998年，在14岁~18岁未成年人犯罪率有所下降的同时，14岁以下少年违法犯罪率却增加了0.6%。据对上海青少年犯罪情况统计，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是刚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 .1%。如果算上违法情节轻微,或因年纪太小不以犯罪论处的,则犯罪的始发年龄更小，有的11岁、12岁就开始有劣迹，有的13岁、14岁就进行犯罪活动，甚至参与重特大犯罪活动。2004年江苏省未成年人犯中，16岁一下的少年犯犯抢劫竟占了14～16岁小少年犯的73.65%，2000年占52%,2001年56.85%,2002年68.13%,2003年占70.29%比例逐年上升，犯罪人数也逐年增多。(由2000年的117名上升到2004年的355名，上升203%)。另外，在校生犯罪有增多势头，有的学生逃学、辍学、离家出走,流浪到社会后以盗窃、抢劫为生。 近年来，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少年犯罪更为突出，并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据《法案纪实周刊》报道：深圳龙岗区坪地中学一名10多岁的初一学生小健放学后遭人绑架，嫌疑犯打电话让他父亲准备800万元赎人。警方设立的专案组已经将绑架他的犯罪嫌疑人抓获，警方证实四名犯罪嫌疑人均属未成年人，他们把小健骗上一辆五十铃货车后，对其实施绑架并勒索其家人。犯罪嫌疑人在等待收取赎金的过程中，早已把小健杀害并抛尸。
　　十几岁的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未成年人生理发育快，心理状态不够稳定，自我控制能力弱，容易冲动，见事起意，争强好胜，脑门一热就胡作非为，至一点小亏就寻机报复，为一点小事，甚至是对某人看不顺眼便寻衅滋事，大动干戈。另外，现在的未成年人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这种思想状况再加上对金钱和享乐的盲目崇拜，使他们在外界刺激的时候极易爆发不理智、甚至是犯罪行为。2007年3月11日晚11时，南宁市边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北际路某超市旁的一家桌球室里，一青年黄某被一伙小青年持刀追砍，黄某想跑回家但在其家门口因失血过多当场死亡。 3月12日下午，专案组得到可靠情报，发现嫌疑人吴某等人在南宁市中华电影院前出现。侦查员立即跟踪，在民生路与新民路交叉路口抓获5名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5人供认出指使他们去追砍黄某的是才15岁的王某。 据其交代，他小时候经常遭被害人黄某欺负，几年来一直怀恨在心，他是想报复才召集了吴某等人杀死黄某的。3月13日晚，南宁市永新公安分局依法将王某等10名涉案人员刑事拘留③。
　　二、犯罪类型多样化，抢劫、盗窃等侵财型犯罪十分突出
　　十几岁的未成年人已经具有了各种消费的欲望。对名牌服装的盲目追求和攀比、校外各种娱乐场所的诱惑让很多未成年人感到“手头有点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肆无忌惮地从事抢劫和盗窃活动。据浙江省某管教所对未成年犯的统计，自2000年至2004年的未成年犯的犯罪类型构成我们可以看到违法犯罪类型未明显变化，仍以财产犯罪为主。
　　我国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类型原先主要表现为盗窃、抢劫、流氓、强奸、伤害、绑架等，而现在则向涉毒、涉枪、赌博、卖淫嫖娼、计算机犯罪等领域扩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仍以财产犯罪为主，这和一般未成年人没有固定的劳动收入、而又贪图生活享乐、任意挥霍有密切关系。多发的犯罪类型排列次序依次为抢劫、盗窃、强奸、伤害等，其中的抢劫、盗窃和抢夺等犯罪，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总数的80%左右。2007年3月13日15时10分许，辉南县样子哨镇偏远屯人和卜社农民唐庆有向镇公安分局报案称他的奶奶唐李氏头朝下死在自家水缸中。经走访，民警了解到大椅山镇初中二年级学生韩某与死者关系密切，曾在死者遇害前去过其住处。得知这一线索后，分局副局长张春宝和民警王新汉马上驱车赶到这所学校将韩某带回审，并在他身上发现752元现金。警方由此为突破口，终于让韩某交代了犯罪事实。据其交代，韩某从7岁开始和爷爷一起生活，今年88岁的邻居唐李氏看孩子可怜，经常给他买水果等好吃的，有时还给一些零花钱，关系非常好，如同祖孙一般，韩某便成了老人家里的常客。3月12日11时许，韩某来到老人家玩时，恰巧看到老人正数钱。韩某见钱立即产生杀机，趁老人不注意从枕头下找到一根塑料绳将老人勒昏，抢走现金1000余元。当他要离开时，发现老人嘴里还吐着泡沫哈气，便用绳子猛勒老人脖子直至老人死亡，然后将老人的尸体从东屋拖到西屋，头朝下扔入水缸中，并用棉被盖好逃走。韩某拿着1000多元钱打出租到县城朝阳镇买了两套衣服和一双鞋。当晚回家后安稳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若无其事地上学去了。据了解3月16日韩某已被刑事拘留。再如，无棣县16岁的李某、胡某二人在玩乐中预谋入室抢劫杀人后，携带弹簧刀窜到本县工商银行职工孟某宿舍（胡某的亲戚），见孟家只有孟某之子孟阳（10岁）一人在家，即将孟阳连捅60余刀，活活捅死，抢劫财物总价值3569元。有的犯有数罪，且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案，十分疯狂，危害很大。在押未成年犯中占21.88%的犯有两种以上罪行，最多的犯有四种罪行。
　　三、团伙作案突出，并已经出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未成年违法犯罪团伙是指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组织起来的犯罪团伙。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状来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两类：
　　一类是以未成年人为主并有少数超过18周岁成年人参加的违法犯罪团伙。实际上这些成年人是在未成年人时期就加入或组织了这类团伙。他们一般在未成年时期就曾有过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受过刑事处罚，其中有些人已有多次犯罪的记录。他们既可能是违法犯罪团伙的组织者，也可能是违法犯罪行为的教唆者，同时也是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的骨干和核心力量。由于他们年龄比较大，有一定的犯罪经历和同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亲身经验，因此他们在参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团伙，或组织这类团伙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参加则会促使这类团伙向更高一级发展。还有一类就是全部由未成年人组成的犯罪团伙。这类犯罪团伙绝大多数是组织松散的一般盗窃团或集盗窃、抢劫、伤害等犯罪于一身的混合型违法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除少数外，绝大多数都没有第一类犯罪团伙那样大的犯罪能量，成员不固定且成员人数少，一般只有3人～5人，多则十几人。这样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成员有时不固定，时聚时散，有些未成年人违法者可能同时参与几个团伙的违法犯罪。团伙犯罪是青少年犯罪中最常见的频繁发生的犯罪方式。青少年犯罪案件中，70%左右由未成年人组成团伙作案，而且有向“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2002年至2003年，天津、上海、甘肃、青海、宁夏、江苏、海南等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0%以上属于团伙犯罪，河北、内蒙、四川、浙江、湖南也占40%左右。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已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人多势众，手段残忍，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
　　四、未成年罪犯普遍文化程度偏低
　　据统计，我国未成年罪犯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占绝大多数，约占90%左右。由于文化程度低，大多还没有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其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辨别能力差，直接影响到其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同时，由于他们文化程度低，自身免疫力差，容易感染上社会上各种“病菌”，染上有一些陋习。为成年罪犯中由很多是“文盲”加法盲致使有的未成年人在斗殴中把人捅成重伤，认为让家中负担医药费就够了；有的事实抢劫被抓获归案，竟然认为只要把抢来的钱财还给被害人就没事了；有的曾经奸淫过幼女，只知道自己做了坏事，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会被逮捕判刑。
　　五、犯罪手段日益成人化和智能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现在的未成年人的智力水平较从前有较大提高，再加上互联网、移动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环境的支持，当今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日益成人化和智能化。近年来部分未成年人作案时手段隐蔽，有意破坏现场，具有明显的反侦察意识。未成年人犯罪方式由传统方式向现代化方式转变，利用互联网实施诈骗，利用计算机仿制信用卡实施盗窃，使用麻醉剂实施抢劫、强奸的情况多以发生。如合肥市侦破的一起长达三年的盗窃超市案，案犯大多只有十四、五岁，但是再作案过程中利用假身份证租赁交通工具、销赃等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智能。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