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三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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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三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的通报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三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的通报
安委办明电〔2011〕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
“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严峻，接连发生了3起重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尤其是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分别是：
10月7日16时许，河北省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一辆号牌为冀B99998的大客车（核载53人，实载55人），由河北省保定市开往唐山市，当行至天津市境内滨保高速公路上行60公里700米处时，与山东省一辆号牌为鲁AA356W的小轿车刮蹭后侧翻，与右侧波形护栏撞击，在巨大惯性作用下，波形护栏将大客车垂直切开并嵌入车厢内部，车辆在嵌套波形护栏的状态下又滑行100余米后停在公路应急车道内。目前事故造成35人死亡、19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0月1日14时40分，湖北省荆州市九州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一辆号牌为鄂D14566的大型普通客车（核载35人，实载35人），由湖北省荆州市前往神农架林区，行驶至宜昌市兴山县峡口镇312省道129公里650米处时，失控撞断道路左侧波形护栏，翻滚坠入道路外侧垂直高度约76米的三峡库区，造成大客车上16人死亡、19人受伤。据初步调查分析，事故直接原因为驾驶人违规出租并驾驶旅游包车，在雨天行经下坡湿滑路段时超速行驶且遇险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翻车。
10月7日6时30分许，河南省淅川县马蹬镇一村民驾驶的一辆号牌为豫R6Q265的面包车（核载8人，实载11人），沿省道333线行驶至河南省社旗县桥头镇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的一辆号牌为豫QA8629的空载大货车相撞，造成面包车上11人全部死亡。据初步调查分析，事故直接原因为面包车驾驶人无证驾驶车辆，越过中心双黄线行驶，未安全驾驶车辆且超员；大货车驾驶人未保持安全车速，遇到紧急情况应急处置措施不当。
这些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出一些地区和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尤其是客运企业安全管理薄弱乃至混乱、驾驶员违法违规行为严重、行业监管特别是客运包车监管不得力等突出问题。
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做好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加强以长途客运为重点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依据有关规定，国务院已批准成立滨保高速天津“10•7”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国务院安委会已对上述两起重大事故的查处实行挂牌督办，查处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有效预防和坚决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近期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部署，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统一领导，认真抓好落实。要立即组织分析本地区道路交通事故特点和暴露出的问题，迅速研究部署开展道路交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按照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一系列要求，认真查找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特别是针对客运企业存在的排查有死角、治理不彻底的问题，查找在企业主体责任、政府监管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大治理和防范措施工作力度，迅速扭转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被动局面。
二、全面落实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加大对客运包车的安全监督管理力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今年4月至9月集中开展道路客运隐患整治专项行动的成果，不断加大对客运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运输企业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对道路客运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进行严格审查，审核企业安全生产目标与责任、安全生产基础保障、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驾驶员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内部检查与监督等制度及其具体的落实措施，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达不到要求的，一律不予许可。尤其要加强客运企业的监督检查，督促其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有针对性的安全保障措施并切实落实到位。对检查、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停业整顿直至取消许可。
三、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非法载客、超速、超载、无证驾驶等行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客运车辆及营运驾驶员的动态监管，加大对客运车辆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要定期公布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的交通违法行为及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对驾驶客运车辆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及驾驶员所属客运企业。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建立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制度，将遵守交通法规、安全生产等情况作为主要记分考核依据；对于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严重违反交通法规，考核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要依法撤销其从业资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督促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充分利用道路客运车辆动态监控系统，加强对企业车辆的动态监管，严厉查处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非法上下客和串线经营等行为。
四、认真执行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制度，严肃事故责任追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规定，坚持“四不放过”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认真组织事故调查工作。在查清事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事故教训，对事故负有领导、监督、管理责任的单位和人员，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道路运输企业因其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要对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处罚。要认真执行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制度，确保事故查处按期结案，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并跟踪督促事故责任和整改措施的落实。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
广东省珠海市人大常委会
珠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2号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的决定》已由珠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2年5月30日通过，2012年7月26日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9月17日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
（2000年8月9日珠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0年9月22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2年7月26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的《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侵占社会保险基金。
第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财政部门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从社会保险基金中提取任何费用。
第五条 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实行公开原则。
第六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实行行政监督。
市财政、审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监督。
第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人民政府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的活动进行监督。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第二章 基金的监督
第九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分析评估，监督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益情况、资产质量、基金结余的使用情况。
第十一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检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
第十三条 市审计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第十四条 市审计部门应当每年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财务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审计情况报市人民政府，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及财政部门进行有关社会保险基金业务的执法检查。
第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投资运营以及监督检查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有关执法检查等，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组织设立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进行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由职能部门代表、工会代表、缴费单位代表、被保险人代表和有关专家代表组成，办公室设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活动方式由章程规定，其章程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和支付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投诉和检举。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单位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伪造、变造、转移、隐匿、删改、毁弃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资料的行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非法转移、隐匿、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等应当制止，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0年12月1日起施行。
析许霆案重审判决之两大错误
李飞
【摘要】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霆案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笔者认为重审判决存在两个错误：一是定性错误：误认秘密窃取的相对性是重审判决的根本性错误；二是认定事实自相矛盾，将许霆的同一行为认定为既是合法的民事行为，又是严重违法的犯罪行为。另外，笔者还论证本案应定性为侵占罪。
【关键词】许霆案 重审判决 盗窃罪 侵占罪
【说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霆案作出的(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基本上是个“不讲理”的判决，该判决书中对认定盗窃罪的理由，写得非常笼统，一笔带过：“本院认为，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银行经营资金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因此，我们只能靠该院刑二庭庭长、法学博士甘正培向社会公开作的释法答疑来了解法院对本案的判决理由。
【作者声明】一般案件判决出现错误无非是个别不公正，判错了也就过去了，谁也不会拿来说事。然而本案既有其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现代社会智能工具的广泛使用，比如用卡的电表、水表、燃气表等，一旦出现故障不告知而继续用，是不是也是盗窃？再者本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我国不是案例法国家，但本案判决结果会不亚于法律条文，因为一旦错判，将骑虎难下，结果就会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以后类似本案行为的案件都将照此判决，那么就不再是个案的不公正，而是社会的不公正，故当慎之又慎。
笔者的目的也就在于希望裁判者，而对时代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法官应善于运用裁判解释权，在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要敢于理论创新，法院判决的权威，绝不会因理性的评论而受损。笔者对该案的讨论有三篇，无非是想为裁判者、关注者解决本案所涉及的一些理论上的争议提供一些思路，舍此再无他意。
【正文】
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霆案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追缴被告人许霆未退还的犯罪所得173826元。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宣判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法学博士甘正培公开向社会作了释法答疑。
对于广州市中院的重审判决，笔者认为存在两大主要错误
一、定性错误：误认秘密窃取的相对性是重审判决的根本性错误
对于“盗窃”行为的定义没有明文的法定解释，在刑法学理论上一般认为“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客观方面要件。通常认为秘密窃取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和一贯性的特点。其中“主观性”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是在秘密窃取，即使客观上已被他人发觉或注视，不影响盗窃性质的认定。“相对性”是指秘密窃取是相对于财物人（包括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经手人等）而言的，即使被其他人发觉或暗中注视，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许霆案在重审改判时，法院认定许霆的行为是盗窃行为，其理由是“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程序升级出错之机，多次恶意取款，自认为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当场发觉。”“并供述‘银行应该不知道’、‘机器知道，人不知道’，这均证实了许霆实施取款行为时主观上自认为银行人员不能及时发现，故许霆的行为符合‘秘密窃取’的客观特征。”[①]可见，法院强调的是秘密窃取的主观性，而忽略了秘密窃取具有相对性。
“相对性”表现为在盗窃行为发生时，财物人无意志或违反财物人意志。财物人无意志，是指财物人未发觉盗窃行为；违反财物人意志，是指财物人发觉了盗窃行为，但行为人拿走财物的当时与财物人的意志相违背。因此，在盗窃罪中，财物人在主观上不会对盗窃行为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而将财物主动自愿地交付给行为人。这是盗窃罪区别于诈骗罪的一个主要特征，诈骗罪是财物人基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而陷于认识错误，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将财产主动处分给他人，行为人拿走财物的当时是与财物人的意志不相违背。
本案中，许霆的行为是否符合秘密窃取的相对性特征，关键是还要看银行是否无意志或许霆的行为是否违反银行的意志。我想这才是本案认定许霆的行为是否是盗窃行为的症结所在。
1、ATM机出现故障时，能不能代表银行的意志？
在许霆案中，银行的意志是如何体现的呢？一般情况下，银行意志是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来体现，然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许霆在行为时，对的不是银行工作人员而是银行的一台机器。这就引出了本案争议的一个逻辑起点问题，那就是：ATM机出现故障时，能不能代表银行的意志？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将导致不同的结果：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就意味着，在取款当时，ATM机体现的不是银行的意志，本案就不是民事交易行为，利用故障恶意取得款项是在银行不知觉的情况下侵犯其所有权，就符合盗窃罪的要件。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意味着，在取款当时，ATM机能代表银行意志，即使是错误的那也是银行表达出的意思，那么在民事上属于不当得利，许霆由此在法律上的负有保管义务，拒不退还，则符合侵占罪的要件。
由此可以看出，本案的争议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深层次的法哲学问题，那就是：在法律上，如何看待人们利用智能机器作出意思表示的效力和后果？
在现今高科技时代，越来越多的商家在交易中采用各种形式的智能化、自动化的、无人值守的智能机器，例如：自动提款机、自动售货机、自动售票机等，已越来越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智能机器在几乎完全不需要人工介入的情况下与客户发生交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工作人员的地位。按传统理论，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一种代理行为。那么机器的智能行为到底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是视为本人行为，还是视为代理行为，还是别的什么？
一般人很容易判断：ATM机虽然具有智能，但它终究不是人，没有独立的意思表达能力，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的确，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均不承认智能机器是民法上的代理人。但人们也考虑到电脑技术与其他工具不一样，其他工具是人的肢体或感官功能的延伸，如起重机和望远镜等，而电脑是人的大脑功能的延伸，人们能够通过电脑记载、传达信息、表示意思。因此，不能简单以传统民法理论来评判智能机器的自动回应功能，一般认为，可将智能机器的自动回应功能视为其所有者的意思表示以程序、指令的方式预先设置。在自动售货交易中，当顾客投入货币或插入磁卡时，自动售货机做出回应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国外一些案例均认为自动售货机的售卖行为产生法律效力。因为，智能机器实际上都是遵从用户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指令所作出的反应，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所以“应承认计算机具有代理缔约的主体资格。”[②]对此的另一个很好的例证是，目前，在电子商务的法律实践中，“电子代理人”已成为一个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术语[③]。
可见，智能机器能体现和代表所有者的意思表示。如果所有者预先设定的程序、指令存在错误，那么智能机器就代表所有者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错误的意思表示也是所有者意志的体现。所以，ATM机出现故障时，同样代表了银行的意志。
2、许霆接受银行“错给”，不违背银行通过ATM机表现出来的意志
就本案而言，银行是通过装有交易指令及交互程序的ATM机来表达其意思表示。即使ATM机出现技术故障，但ATM机仍是按银行预先设定程序指令行事，虽然是错误的，但属于银行的意思表示。并且本案的技术故障，并不是许霆通过破坏设备和篡改程序等非手段造成的。
可见，在本案中，出现故障的ATM机代表了银行错误的向许霆支付款项，由于ATM机是无人值守的智能机器，在运行时，无须其他辅助它能独立表达银行意志。ATM机的动作就如同柜台营业员一样代表着银行在超出存在余额而错误地“主动”多给许霆钱，而不是许霆在偷盗银行的钱，因此，许霆接受银行“错给”，不违背银行的错误意思表示，即是说许霆在行为当时不违背银行通过ATM机表现出来的意志，许霆的行为不具备秘密窃取的相对性。
另，有人认为许霆是为了非法占有而主动制造“错给”，故而认为是盗窃。我认为这不能成立，因为，银行方面的失误是本案发生的必要前提，没有银行的失误，许霆的行为不可能取得非法所得，本案也不可能发生，“错给”不是许霆制造的，超出存款余额“错给”是这一ATM机故障本身就具有的性质，许霆只是利用了。比如：你明知店员算术不好，经常算错账，找错钱，而你利用了，最多是不当得利，而不是盗窃。拒不退还不当得利，则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由上可见，虽然许霆在实施取款时主观上自认为银行人员不能及时发现，但这只表明符合了秘密窃取的主观性特征，不能就此认定“许霆的行为符合‘秘密窃取’的客观特征”[④]。法院是基于ATM机出现故障时不能代表银行意志，认为许霆多取款的行为违背了银行的意志。如前所述，笔者认为：许霆多取款的行为不违背银行通过ATM机表现出来的意志，许霆的行为不具备秘密窃取的相对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