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摩托车总量控制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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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八号）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办法》已由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94年5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4年5月25日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加强统计管理，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保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各种联合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以及本市在外地的企业事业组织。


　　第三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或者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侵犯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职权。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支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开展工作。

第二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工作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实行统计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置专职综合统计人员，建立健全统计信息网络，并组织、协调本乡、镇和街道的统计工作。
　　村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人员负责统计工作。


　　第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设置统计机构或者专职综合统计人员，并指定统计负责人，负责组织、协调本部门、本系统的统计工作。


　　第七条　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应当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置统计机构或者综合统计人员，负责统计工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统计人员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双重领导，统计业务以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领导为主。对城市街道办事处统计人员的领导与管理，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各级人民政府的各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的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在统计业务上受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指导。


　　第九条　实行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新任统计人员除经过统计专业培训的中专以上毕业生和取得统计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以外，其他人员均应当接受统计专业培训，由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统一核发统计人员上岗资格证书。
　　在职统计人员应当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定期接受专业知识培训。


　　第十条　统计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统计人员调动工作，应当由能够履行规定职责的人员接替。

第三章　统计调查和统计资料管理





　　第十一条　统计调查表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实行统一管理。
　　全市性统计调查表，由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由它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区、县性统计调查表，由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由它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报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备案。
　　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制发的统计调查表，发到本部门管辖系统内的，由该部门负责人批准下达，并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备案；发到本部门管辖系统外的，由该部门负责人签署，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
　　天津市统计报表管理的具体规定，由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另行规定。


　　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制发的统计调查表，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填报，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权废止。


　　第十三条　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其他部门，按照统计制度规定进行的全面报表调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和周期性普查等各种调查，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数据、资料和情况。


　　第十四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上报的统计数据、统计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修改，也不得授意、强迫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修改。


　　第十五条　财政、银行、税务、工商行政、公安、保险等负责专业性统计的部门，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报送有关统计资料。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上报统计资料和使用统计资料，应当以统计机构或者综合统计人员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准。
　　各级人民政府的各部门公布本系统的统计信息，应当与本部门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有关资料相一致。


　　第十七条　属于国家秘密的或者未经公布的统计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表或者对外提供。依照规定需要发表或者提供的，应当与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核对一致，并按照规定履行批准手续。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属于私人、家庭的单项统计调查资料应当保守秘密，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充分利用可以公开的社会、经济、科技统计信息，面向社会做好信息咨询工作。在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以及国家有关规定之外提供的统计信息咨询，实行有偿服务。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其他部门、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管理制度，逐步实现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计算手段现代化。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不得擅自涂改和销毁。


　　第二十条　新成立、新迁入本市的企业，以及在本市范围内跨区、县迁移的企业，应当在领取或者变更工商营业执照后，办理税务登记前，持有关文件到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手续，并按照统计制度规定报送统计资料。其他单位应当在成立后30日内，到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登记，并按照统计制度规定报送统计资料。
　　企业事业组织的分立、合并，以及隶属关系或者经营范围变更，应当从分立、合并或者变更后30日内到原登记的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重新办理登记手续。
　　终止、撤销或者迁出的单位，应当在批准终止、撤销或者迁出后30日内持有关文件向原登记的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申请注销登记。

第四章　统计检查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内设统计检查部门，依法行使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检查职权。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各部门，根据统计检查工作的需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统计检查员，在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指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和管理本部门以及本系统内的统计检查工作。


　　第二十三条　统计检查证由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统一核发。统计检查员在执行统计检查任务时，应当出示统计检查证。


　　第二十四条　统计检查部门或者统计检查员在执行统计检查任务时，有权向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接到统计检查查询书后15日内据实答复，逾期不答复的按拒报处理。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其他部门、企业事业组织，对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以及在统计工作中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单位，视情节轻重，处以500元至20000元罚款；对有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处以50元至1000元罚款，并可以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逾期不办理统计登记的；
　　（二）不设立或者擅自涂改、销毁统计原始记录的；
　　（三）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四）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五）违反规定制发统计调查表的；
　　（六）擅自公布统计资料的；
　　（七）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或者妨碍统计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八）对检举、揭发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九）包庇、袒护统计违法行为的；
　　（十）统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错报、漏报统计资料或者对他人非法干预统计工作不抵制又不及时向统计检查部门报告的；
　　（十一）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有关保密规定的。
　　行政处罚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七条　统计检查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并调离检查岗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而骗取荣誉称号和物质利益的，由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由它会同同级监察部门通知授予单位予以撤销和追回。


　　第二十九条　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处以罚款的，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决定并执行，当事人应当在收到处罚决定通知书后15日内缴纳。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向当事人所在单位提出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书，当事人所在单位应当及时认真查处，将处理结果抄送提出处理意见的统计机构；30日内未作处理的，提出处理意见的统计机构可以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后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行政处分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起申诉。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关于区、县人民政府统计管理职权的规定，适用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本市在境外设立的企业事业组织的统计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民事侵权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发生，尤其在目前举国烦躁的环境下，侵权事件越来越多。而对被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又因诸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差异性，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赔偿范围的解释，使被侵权人在诉求过程中增加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探析，有助于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侵权赔偿范围相关规定的变化及其蕴含的立法倾向
1、《民法通则》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没有涉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等。
　　　这是由于《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是在文革“砸烂公检法”后恢复正常法律秩序不久制定的，比较粗放，具有纲要性质，且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意识不强，所以对于赔偿范围规定得较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6条：“赔偿的生活补助费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的规定，该“生活补助费”显然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相差甚远，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已经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同时列举的还有“生活补助费”、“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这就进一步说明《民法通则》中的“生活补助费”，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性质；而且，“残疾赔偿金”与“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是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受害人可以同时主张“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同。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赔偿范围后，同一条款同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赔偿范围不受加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诉讼或者制裁的影响。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生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规定，不仅对“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并列列举，而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予以明确。这充分说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是对受害人不同损害的补偿，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或者冲突。
　　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仍然作为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列举是一个倒退，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漠视。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赔偿的范围逐渐增加和具体。由此可见，立法者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使得被侵权人在受到伤害后获得较多的赔偿，不仅弥补其造成的损失，也对其精神有所抚慰。
　　但是，赔偿的标准还是过低，对被侵害者的保护不够充分，也使得侵权人违法成本过低，起不到惩戒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残疾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
　　　有学者认为，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这一观点是偏颇的。
　　　首先，如果残疾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则必须根据受害人生前收入状况来考虑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具体数额，这就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不是目前仅仅根据户口类型确定赔偿数额。
　　　其次，众所周知，构成残疾未必影响劳动能力，如果不影响劳动能力，就无所谓未来收入损失的说法。
　　　目前除交通事故外，民事侵权的伤残鉴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作为定残标准。根据该标准，很多症状构成伤残，但是不会影响劳动能力。例如：“开颅手术后无功能障碍”、“颈部瘢痕畸形，不影响活动”、“全身瘢痕占体表面积≥5%”等症状均构成九级伤残，但是并不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此类伤残不会导致未来收入减少。如果如某些学者的观点，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那么，受害人未来收入并不减少的情况下是否就无需支付残疾赔偿金？显然，无论是否影响劳动能力，也无论是否未来收入有损失，只要构成伤残，就必须支付残疾赔偿金。
　　　所以，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是受害人受伤致残后自身产生心理负面影响甚至自卑情结或者他人对受害人产生负面感觉或者评级的一项综合弥补。
　　　残疾赔偿金不应当分三六九等。
　　　既然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就应当不分户口类型或者地域等因素而统一赔偿标准。
　　　目前司法实践是按照受诉法院的不同或者居住地的不同以及户口类型的不同而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的。这是有悖立法初衷和公平原则的。
　　　从法理角度看，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同一等级的残疾赔偿金就应当一样。此点，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规定，就是对生命同价的最好诠释。
　　　户口类型本来就是中国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倒退和违背普世价值观的，况且，户口类型并不是收入多少的依据。因此，以户口类型来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是非常值得诟病的。
　　　“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应当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
　　 因为不同的受害人所抚养的对象多少和情况各有差异，对于受害人需要抚养的对象较多的情况，也许“残疾赔偿金”还不够支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如果该受害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残疾赔偿金的救济作用就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是实际损失的赔偿，此时，受害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活必然立即陷入困境。
　　所以，受害人只要构成致残，就应当获得残疾赔偿金，而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的，必须另外获得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换言之，受害人构成伤残未必丧失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未必就一定有被其抚养的对象，所以说，“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是对伤残者不仅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有需要抚养的对象的特殊情形的补偿费。如果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对于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受害人，即使获得残疾赔偿金，而该残疾赔偿金又是按照农村标准，其家庭必然处于悲惨境地，甚至无法生存。
　　　所以说，取消“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赔偿项目，或者说，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都是违反公平原则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法释〔2012〕21号）所规定的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没有将“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那么，是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不予支持呢？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首先，对于“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没有予以明确排除。而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则是明确排除精神损害抚慰金。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采取不同态度。
　　其次，根据对“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中的“等费用”的语义理解，造成被害人残疾或者死亡的，不仅仅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或者丧葬费。
　　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而根据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是必须赔偿的。
　　所以，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没有对“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进行列举，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正义不仅是法律的重要价值要素之一，同时又是法律的评价体系。从伤情鉴定规则和伤残鉴定规则比较来看，伤残级别较高的才能构成轻伤或者重伤，加害人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被害人死亡的，加害人更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刑事附带民事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其结果便是受害严重的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与社会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支持。
　　　（法释〔2012〕21号）给受害人带来的诉讼风险
　　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但是因为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会导致法官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果受害人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就会冒法院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风险。同时，因该司法解释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即使受害人愿意与加害人就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在协商具体数额过程中，受害人同样处于劣势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赔偿数额过小，从而，违背法律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该司法解释时也许初衷是为了防止产生空判，即避免判决书中判决数额因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而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
　　但是，该司法解释显然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的。虽然过去确有判决得不到完全履行情形，但是，明确“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却实实在在地维护了绝大多数受害人的利益，使损害和赔偿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因此，该司法解释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加大受害人的诉讼风险，使弱势群体更弱，因而该司法解释条款属于恶法性质。
　　　（法释〔2012〕21号）对惩治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
　　　同时，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量刑。
　　　但是，由于（法释〔2012〕21号）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导致受害人担心依法判决时“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得不到法院支持，所以，为了获得应得的赔偿金，就积极谋求民事部分和解。而在协商过程中，加害人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于是就肆无忌惮地要求受害人出具谅解书。正如加害人所预料的一样，受害人为了获得该赔偿款，只能违心地谅解加害人，甚至违心地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赔偿和被害人的谅解都是重要的从轻情节，被害人出具的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更是法官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重要理由（此点也无形中为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便利）。
　　　结果显而易见：在赔偿数额并没有实际增加的情况下，因被害人的违心谅解和要求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轻判，且冠冕堂皇。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作出警示世人的发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