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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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案由及法律适用浅析

张凌志


　　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首先应当确定案件的案由。案由的确定应根据不同诉因所界定之民事责任性质而定，因此，在确定案由之前必须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做出界定。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契约责任说。该观点将医患关系视为一种民事合同关系，即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民事责任性质界定为违反民事合同的契约责任，认为医疗机构由于未尽到谨慎义务而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出现过错或差错，致使医疗事故或损害患者身体的损害事实发生，因而应当承担相应的合同违约责任。二是普通责任侵权责任说。该观点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民事责任视为普通侵权民事责任，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由于其过失或过错的医疗行为导致了医疗事故或其他损害事实的发生，侵害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因此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本人认为，患者到医院就医，双方之间首先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由于合同的标的物比较特殊，是病人的人身健康和生命，所以当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由于其过失或过错的医疗行为侵害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时，就构成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竟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受损害方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诉因主张权利。审判实践中，当受损害方选择违约之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时，人民法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案由确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当受损害方选择侵权之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时，应根据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为标准将案由确定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选择违约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选择侵权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选用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和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等。在侵权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应当适用《条例》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民法通则、《解释》处理。重要的是，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除应当参照适用《条例》的规定计算有关项目的损害赔偿数额外，对《条例》未涉及的赔偿项目，应适用人身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赔偿。这样可以避免构成医疗事故反而比不构成医疗事故获得的赔偿更少的矛盾和赔偿项目存在差异的矛盾。

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张凌志

美国一九九九年死刑执行概览

钊作俊


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美国1999年的死刑执行创下了二十年余来的历史新高，达98人之多，较之1998年的68人增加了44%。同时，被判处死刑而又无罪释放的也有8人——这一数字也在增加，从而使无罪开释的死刑犯人数自1973年以来已升至84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伊丽诺伊斯州的阿瑟尼·波特（Anthony Porter），他的“同案犯”由于供认罪行已被执行死刑，而按照预定的日期，他在几个小时以后也将要被执行死刑，但却被无罪释放。
从死刑执行的州别来看，德克萨斯州执行死刑的人数仍然最多，为35人；其次是弗吉尼亚州，为14人，两州的死刑执行总数共49人，正好占1999年全美国执行死刑人数的一半。
就死刑犯的罪名而言，这98名罪犯全部是因为犯了谋杀罪而被判处并被执行死刑的。
就被执行死刑者的种族而言，在98名死刑犯中，白人53人，黑人33人，拉丁语系的8人，亚洲人2人，土著人1人，另有1人属于其他种族的；在被害人中，白人104人，黑人15人，拉丁语系的4人，亚洲人4人。显然，种族与死刑执行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恢复死刑以来，被害人为白人的案件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剧。就全美国来说，尽管黑人仅仅占全国人口的12%，但1999年执行的死刑犯比例却高达34%；尽管谋杀案件中白人与黑人的被害人人数大体持平，但在所执行的死刑案件中，却总是有高达82%的被害人为白人。相同背景的被告人所实施的同样的犯罪，由于种族岐视和民族差别而会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这已为很多的研究结果所证实。美国的刑事审判实践证明，被害人为白人这一点是死刑适用时需要特别考虑的重要因素，它甚至决定着谋杀案件中的谁生谁死。
就死刑执行的方法而言，1999年几乎所有的死刑执行都是用注射执行的。在98个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中，有94个是用注射执行的，有3个是使用电刑执行的，还有1个是使用毒气执行的。这是因为，电刑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意外事件，如烧伤犯人、烧毁财物从而造成刑罚外的痛苦等等，美国最高法院甚至已经重新考虑弗罗里达州电椅刑的合宪性问题。截止到1999年底，全美国将电刑作为死刑执行的唯一方法的只有4个州：阿拉巴马、弗罗里达、吉阿吉亚和那不拉斯卡。在其余的34个存置死刑的州中，要么将注射刑作为执行死刑的唯一方法，要么将其作为死刑犯选择的执行方法。
就被执行死刑者的国别而言，98个犯人中美国人有93，外国人5个，其中2个德国人，1个加拿大人，1个泰国人，还还有1 个菲律宾人。尽管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美国在执行死刑时从不考虑外国公民的特殊地位和外国政府的请求，但正是在对外国人执行死刑的问题上，美国已经和正在与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其盟友发生磨擦，往往是刚刚对某一外国人执行完毕死刑，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向该国提出正式道歉。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幅度提高执行死刑数量的同时，美国仍然存在着行政长官对死刑犯减刑的权力，而且1999年的力度似乎较大，该年共有5个州的行政长官对5件死刑案件发布了“恤刑令”，从而使得行政长官对死刑犯的减刑在过去的5年中达到每年平均1件，这或许是由于社会公众和行政长官对死刑案件精确性和公正性的格外关注。发生这种情况的州分别是阿拉巴马、密苏里、阿肯萨斯、佛吉尼亚和北卡罗莱那。在这5个恤刑案件中，除了阿拉巴马州的一个死刑犯朱地斯·尼利（Judith Neelley）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被行政长官免除了死刑执行以外，其余4人要么是由于保罗教皇的关注和请求或者审判公正性的欠缺，要么是由于被告人的精神疾病或者对犯罪参与的严重性程度不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要求延缓或者停止死刑执行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也在紧罗密鼓地研制之中；尽管1999年2月份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对死刑持支持态度的人在过去的13年中已经达到了最低点；尽管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一再要求不得对未成年犯执行死刑，但一名犯罪时仅为16周岁的未成年犯西恩·赛乐斯（Sean Sellers）仍于这一年的2月4日在奥克拉荷马州被执行了死刑。
由于上述死刑执行中的非理性，美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注目焦点。对未成年犯和精神障碍者执行死刑、死刑执行时的种族差别和岐视、对外国人执行死刑而不提供美国公民在外国通常期待的起码的保护、漠视国际社会反对扩张死刑执行的国际规范，以及日益增加的死刑执行，都将使其与其过去的盟友产生分岐，从而使美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并进而危及国外的美国公民的权利。现在已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死刑执行更能使美国与其友好国家产生隔阂，并由此给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失。正是这种对国际法规范的漠视以及对其国际友好的恳求装聋作哑，美国正在使自己成为破坏和践踏人权的罪魁祸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除非现在就采取措施修正对国际法规范的侮辱和践踏，否则美国将会在人权领域承受巨大的责难。①
——资料来源：The Death Penalty in 1999:Year End Report，DPIC（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of U.S）


——发表于《法学杂志》2001年第1期。
① Se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Death Penalty:A Costly Isolation for the U.S.,by Richard C.Dieter,Esq.,Executive Director,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October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