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企业技术进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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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未竣工验收的房屋的所有权能判归房管局吗？

樊斌杰

案情介绍：
座落于修县城鹦鹉街原240、242、228号属修水县房产管理局（以下称房管局）直管公房，该房一直出租给城镇居民居住。2001年3月前，房管局与余某签订《关于转让鹦鹉街240、242号房屋草签协议》，房管局将鹦鹉街该房转让给余某等拾户。约定新建临街铺面房管局、余某各半分配，房管局的一半由余无偿偿还。余某分得的另一半铺面及后栋共计价格36万元。同时约定房屋拆迁由房管局负责，余某付给房管局拆迁费用4000元。拆迁人员及工资由余自定，所拆旧料归作所有。东向住户私自开窗和邻里纠纷概由房管局负责协调解决。土地出让金由余草签协议时一次性付清给土管局。2000年12月26日，余某缴纳土地出让金14万元。2001年8月26日，余某以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余某）（乙方）的名义与房管局（甲方）订立《房屋开发协议》，该协议约定开发还房方式：1、沿街铺面开发还房按沿街实际开发面积由乙方无偿返还甲方50%的铺面面积；2、住房返还，经甲、乙双方同意，并与原住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现签订安置协议9户，使用面积422.33平方米，计算建筑面积506.79平方米（每建筑平方价520元），由乙方无偿返还给甲方安置拆迁户；3、经甲、乙双方协议，除无偿返还给甲方铺面面积和拆迁住房安置建筑面积外，乙方再补给甲方房款96469.2元(注：520×506.79+96469.2=360000)。2001年12月31日前后，余某以个人名义办理了私房建设手续，房管局与公房租住户订立了《直管公房拆迁安置协议》。尔后，余某筹资建设并于2004年8月左右办理了产权登记。2002年2月4日，余某以同样的方式与房管局订立《公房拆除开发协议》，约定将原鹦鹉街228号直管公房进行拆除开发。协议订立后，余某以个人名义办理了土地出让、建设规划许可和用地许可等建房手续。因余某已将鹦鹉街240、242号新建铺面全部出售，房管局与余某于2003年2月26日协商订立了《关于鹦鹉街240、242号铺面被侵占后的处理协议》。协议内容主要为：1、鹦鹉街228号开发项目的规划证、土地证原件收归房管局保存，余某持复印件。余某必须在2003年4月25日前开工，否则房管局将鹦鹉街228号所有原始证件转让给有资质的开发商另行开发。2、房管局在未得到两地铺面的全部们还之前，停止办理余某在房管部门的所需的各种产权登记及交易手续。3、鹦鹉街228号还剩三个铺面（即东起1、2、4号铺面）全部归还房管局所有，用来弥补240、242号的少分得的铺面。2003年9月28日，余某再次向房管局承诺，228号四个铺面即日起交还房管局，立权归房管局所有。2003年10月9日，房管局对鹦鹉街228号四个在建铺面进行拍租，修水县公证处拍租行为进行了公证。2005年8月—9月间，在228号新建房屋未竣工的情况下，修水县人民法院分别将鹦鹉街228号底层四个铺面调解给徐某等人以抵偿因余某建造该房所欠债务。房管局得知后向法院提出异议，2005年9月9日修水县人民法院裁定对上述调解案件进行再审。裁定书送达后，承租人周某等四人抢占了铺面房。于是余某向修水且人民法院提起了侵权诉讼。法院受理后，确定了开庭日期。开庭前，房管局以余某为被告提起了确权之诉，即请求确认鹦鹉街228号一楼新建成的四个铺面的产权为原告所有。法院受理后，对上述侵权之诉案和再审案均中止审理。在审理房管局的确权之诉的过程中，房管局将请求确权变更为请求履行，即请求被告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及承诺优先履行交付鹦鹉街228号房屋一楼新建的四个铺面产权为原告所有。变更请求后，法院于2006年3月24日恢复再审案的审理，2006年4月24日又以再审案正在再审为由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06年3月30日，修水县人民法院对再审案作出判决：1、撤销民事调解书；2、余某向徐某偿付借款。徐某不服提出上诉，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一审）再审判决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判非所诉为由裁定撤销再审判决，发回修水县人民法院重审。修水县人民法院重审时追加房管局为第三人。房管局撤回了对余某前面的诉讼，并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提出如下请求：1、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第三人（房管局）优先取得鹦鹉街228号房屋一楼新建的自西向东第4号铺面的产权。
修水县人民法院重审认为：原审被告余某以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的名称与第三人房管局签订的240、242号《房屋开发协议》和228号《公房拆除开发协议》，属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第三人房管局对鹦鹉街240、242、228号房屋改造已报请政府批准同意，修府发（2003）43号文件中的第七条已明确了第三人房管局负责城镇住房建设和维护、维修及危房改造工作。所以第三人房管局对鹦鹉街240、242、228号房屋处置合法，故该 两份《开发协议》合法有效。
原审被告余某以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的名称与第三人房管局签订的两份《开发协议》后，以个人名字获取一切准建合法手续，但不影响与第三人房管局签订的两份《开发协议》应履行的协约。原审被告余某未按《房屋开发协议》中规定的还房方式将240、242号房屋开发的50%新铺面面积偿付给第三人房管局，而出卖给他人。后在第三人的要求下原审被告余某同意将228号房屋其中50%归属自己的铺面与第三人重新签订 了一份《关于鹦鹉街240、242号铺面被侵占后的处理协议》和“承诺”作为补偿给第三人房管局在240、242号未取得的50%铺面，该份《处理协议》和“承诺”虽未取得原审被告戴某（余某这妻）的书面同意，但在签订228号《公房拆除开发协议》中既有原审被告戴某签名也原地原审被告余某签名，同时也有证据证实228号房地产开发已转让给了原审被告余某。原审被告余某将240、242号铺面出卖给他人所得利益也属夫妻共同所有。故《处理协议》和“承诺”属合法有效。
原审被告余某因建成240、242、228号房因资金不足，向原审原告徐某借款属于双方的合法借贷关系。原审被告余某以无钱偿还为由，将应按《开发协议》给付第三人房管局的铺面分别抵偿给原审原告以偿还债务的“约定”侵害了第三人房管局的合法权利，故该“约定”属无效。
原审原告徐某诉与原审被告余某的请求是要求被告用鹦鹉街228号自西向东的4号铺面抵偿借款本息，因原审被告签订给原审原告的“约定”侵害了第三人房管局的合法权利，属无效的“约定”。本庭已当庭向原审原告徐某行使了其应向原审被告余某主张债权的释明权，原审原告徐某仍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所以原审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88条、第126条和合同法第107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判决：1、撤销民事调解书；2、驳回原审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3、鹦鹉街228号1、2、3、4号铺面归第三人房管局所有；相差面积按《开发协议》计算找差。
原审原告徐某、原审被告余某均不服该判决面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
1、再审重审程序违法乱。第三人房管局对原审原告不但没有提出侵权的诉讼请求，而且其他诉讼请求也没有，可一审法院却将其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认为一审再法院将房管局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程序错误。
2、再审法院认为“率三人房管局将228号4个铺面已全部出租给他人使用至今”违背客观事实。2005年9月，在228号房屋未竣工的情况下，底层的四个铺面被周某等四人抢占，上诉人余某已向再审法院提起侵权诉讼。2005年10月14日，再审法院已中止审理，且至今未恢复审理。可现今再审法院却认为第三人已使用至今，既然是已使用至今，那说明已履行交付，就不存在继续履行；既然是继续履行，就不存在使用至今。故再审法院违背客观事实。
3、再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侵犯了第三人的债权无任何法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肯定债权平等性原则，合同法对侵犯债权的行为并没有上升为侵权行为予以法律保护。因此，再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侵犯了第三人的债权无任何法律依据。
4、再审法院判非所诉。第三人请求判令第三人优先取得228号房屋一楼铺面的产权，此为给付之诉，既请求上诉人余某继续履行，可再审法院却离开第三人的请求迳自确认228号底层铺面归第三人所有，将履行判决改变为确权判决。、再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援引的合同法第107条也是请求继续履行的依据，而不是请求确权的依据。
5、再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再审法院对上诉人余某与第三人房管局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未作任何认定，但从本案的案情可以看出，本案是一件房地产方面的纠纷，可再审法院却撇开不谈，将房地产法律丢到九霄云外。
6、再寂法院认定上的余某与第三人的“协议”有效错误。1、庭审过程中房管局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文件修府[2000]15号批复。该文件是假的（记者调查该文件可能是2006年8月13日造的），与该假文件同号的真文件是一份关于商品材方面的通知。再者，国有资产的处置是由政府职能部门审批的，而不是直接由政府审批。所以再法院认定房管局对鹦鹉街240、242、228号房屋改造已报请政府批准同意没有证据。2、上诉人余某至今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依房地产管理法这规定，上诉人余某与第三人的“协议”有部分约定还未生效，第三人无权请求履行。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借款，并约定以在建工程作为债的担保，原审原、被告形成了抵押借款合同关系。由于抵押未办理登记，且直接约定到期不能还债，抵押物直接归债权人所有，该抵押合同中关于抵押部分的内容依法无效，其关于借款部分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而有效，原审被告应承担还付本息的责任。原审原、被告在诉讼中已达成以铺抵债的协议。
本案的焦点是：1、原审被告与第三人房管局是何民事关系？2、对于抵债的铺面，第三人房管局是否享有优先取得权？
第三人房管局与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原审被告签订了二份公房拆迁开发协议，约定对第三人房管局管理的公房进行拆迁、补偿（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该协议为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原审被告系挂靠关系，原审被告是实质相对方。
第一份协议 ，即2001年8月26日签订的240、240号房屋开发协议，依照1991年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拆迁人可以是个人，被拆迁人可以是公房管理人，故该拆迁被偿安置合同合法有效，拆迁人是原审被告。2002年2月4日签订的228号房屋拆除开发协议，依照2001年11月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房管局是房屋拆迁管理体制部门，仍然可以作为被拆迁人，拆迁人则是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该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亦合法有效；同时，原审被告作为挂靠人，应与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共同承担拆迁还房责任，第三人房管局要示原审被告履行还房义务并无不可。
依据上述二份公房拆迁开发协议，原审被告余某应履行拆迁人的还房义务，但其将鹦鹉街240、242的还房用于销售，属违约行为。其与第三人房管局事后达成的还房补救约定，即将鹦鹉街228叶底层东起1、2、3、4号铺面用于拆迁还房，合法有效。该 约定虽说是原审余某向第三人房管局作出，但由于在相关的房地产拆迁、开发活动中，原审被告余、戴某夫妻对彼此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相互认可，故该还房补救约定应视为二原审被告共同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原审被告与第三人房管局约定以特定的房屋还房，又将该房转让抵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第三人房管局对本案诉争的228号楼第一层西起第4号（即东起第1号）铺面享有优先取得权，原审原、被告以铺面抵债的调解协议因违反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而无效。
对面原审原、被告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的诉讼标的，房管局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房管局有权提起诉讼，故上诉的第一点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第三人房管局在原审被告余某交还228号4个铺面后即将它们全部拍租，拍租行为被依法公证，上诉认为此点不实没有事实依据，其二审提供的照片、法院裁定书未能证明相反的事实。第三人房管局依法享有优先取得权，原重审认定原审原、被告侵权正确，上诉的第三点理由亦不成立。诉争的房屋已被交还第三人房管局，第三人房管局诉请的是优先取得权，原重审据此判决并非判非所诉，第四点上诉理由也不成立。原重审引用的法律虽不够明确，上诉的第五点理由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但此点上诉理由并不能影响到本案实体处理。原审被告与第三人房管局是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关系，公房拆迁开发协议不属处置国有资产的范畴，不需进行国有资产评估，该二份公房拆迁开发协议合法有效，第六点关于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就予以支持。原重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由于本案诉讼标的仅是鹦鹉街228号房屋一楼西起第4号（也即东起1号）铺面，故相应的判决主文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6年11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1、维持原重审判决的第一、二项；2、变更原重审判决的第三项，即将“鹦鹉街228号东向1、2、3、4号铺面归第三人房管局所有；相差面积按《开发协议》计算找差。”变更为“鹦鹉街228号东向4号铺面归第三人房管局所有；相差面积按《开发协议》计算找差。”
被告余某收到判决书后，以房管局为被执行人申请法院执行。2006年12月30日修水县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认为本案执行标的不明确，于2007年6月18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被告余某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2007年3月28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通知余某本院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在通知书上加盖“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印章。接该通知后，余某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立案庭将该案转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并请依法处理。
综上事实，笔者就该案提出如下观点，以供共同探讨，并请赐教。
一、二审法院认定二份公房拆除开发协议为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错误。
1、二审法院认为，余某于2001年8月26日签订的240、242号房屋开发协议的拆迁人是个人，被拆迁人是公房管理人。2002年2月4日，签订的228号房屋拆除开发协议，拆迁人是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第三人房管局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仍然可以作为被拆迁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请示》答复指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根据上述规定……，只要拆迁房屋的单位依法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就可以成为拆迁人。”由该答复可得知，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是成为拆迁人的必要条件。本案中的余某和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均没有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因此，法院认定余某和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是拆迁人错误。
2、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活动，依据《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因此，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时，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应当被确认为无效合同。在本案中，房管局在余某没有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同余某签订房屋开发协议，该行为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民事行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江西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八）公有出租居住房屋，是指属市、县人民政府所有，由城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出租给居民居住的房屋。”本案拆除的房屋是出租给居民居住的公房。依上述规定，房管局只是被拆公房的管理人，即代管人。如果房管局是拆迁管理部门，依《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本案的开发协议未公证，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故法院认定该开发协议有效错误。
3、修府办发[2003]43号关于印发《修水县房产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定编规定》 通知指明：“修水县房产管理局为主管全县房产业管理和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县人民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江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具体含义的请示》的答复指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实施监督管理。’根据这一规定，负责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应当是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开发协议的当事人修水县房产管理局不是行政管理部门而是事业单位。因此，法院认为，房管局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错误。
二、二审法院判非所诉
二审法院认定，余某与房管局之间的纠纷是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既然是合同纠纷，由此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本案中，房管局行使的请求权是优先取得权，此为给付之诉，即请求余某优先履行。可法院撇开房管局的请求，而迳自确认228号底层铺面归其所有，将履行判决改变为确权判决。此判决，显然违背了法院审判之宗旨，取代了当事人的意志，纯属判非所诉。
三、二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
一审法院对余某与房管局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未作任何认定，二审法院认定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约定采用产权调换的，应适用房地产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撇开房地产法律不谈，二审法院支持了余某关于“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但却认定此点上述理由并不能影响到本案的实体处理。而至于为什么不影响未阐述任何理由。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却实体处理正确是对司法的嘲弄，还是对当事人的糊弄，只要有法律常识的人均会明白。司法应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以帽盖人。
四、二审法院认定“诉争的房屋已被交还第三人房管局”错误。
2005年9月8日 ? 9月10日，案外人周某等四人在228号房屋未竣工的情况下，抢占底层四个铺面。余某向修水县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2005年10月14日法院中止审理，至今未恢复审理程序。2006年4月13日，江西省法制报《新闻聚焦》栏目以《房管局强占他人的店铺？》为题对这一侵权事实进行了报道。对于余某铺面被抢占的事实修水县人民法院和修水县城居民是一明知的事实，可法院却歪曲事实，主观臆断地认定“诉争的房屋已被交还第三人房管局。”请问，余某是何时交还的，是怎样交还的？房屋交还有没有法律上的要求，构成要件是什么？
五、二审法院判决“铺面归第三人修水县房产管理局所有”错误。
1、第三人请求的是“优先权”，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三人请求的此种优先权是一种取得权，这种取得权又是一种期待权，而不是所有权。而期待权是一种债权，属债法调整。所有权是物权，属物权法调整。本案法院把优先取得权认定为所有权，并由此判决铺面归第三人所有，显然处理错误。
2、铺面房属不动产，其所有权属余某原始取得。因本案诉争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审批文件和建设证件以及交纳的各种规费票据均为余某持有。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的规定，诉争的房屋虽未登记，但所有权属余某是十分明确且肯定的事实。余某所有的房屋要转归第三人所有，必须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六条“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房地产转移他人的行为。”第三十七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不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条件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第三十八条“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了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本案诉争的房屋余某还未领取土地使用权证，未竣工验收[未竣工验收的事实2006年10月28日（2006）修民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办理房屋产权证，更未将产权过户于第三人，二审法院凭什么判决铺面归第三人所有。公民要守法，法院、法院的法官难道就不要守法，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再者，房管局是国有事业单位，对国有资产没有所有权，只有占有，使用和管理的权利，这点常识作为法官能不知道吗？
六、一审法院以伪造的《关于鹦鹉街228号和242号直管公房拆除改造批复》，认定“2000年7月修水县人民政府批准第三人房管局对其进行拆除改造”及“第三人房产管理局对鹦鹉街240、242、228号房屋改造已报政府批准同意”错误。
《关于鹦鹉街228号和242号直管公房拆除改造批复》（修府字[2000]15号）是一份假证据：①该批复无《关于请求批准对鹦鹉街228号和242号直管公房拆除改造的报告》附件；②无主题词；③2000年修水县政府公文未启用国际标准A4型（210mmm×297mm）用纸，而使用的是16开用纸。④修水县人民政府没有该文的任何相关记录和原件。⑤真文件是一份关于商品材方面的通知。除上述缺陷外，依《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之规定，该公文还有其他缺陷，故明显是一份伪造的公文。该假文件的出笼《修水同号文件调查小结》一文已在网上披露。可法院却以该文为依据，认定第三人已履行了政府审批程序，这一认定显然错误。
七、二审法院认定“公房拆迁还房不属处置国有资产的范畴”错误
2001年3月前，第三人房管局同余某签订《关于转让鹦鹉街242号房屋草签协议》，转让价36万元。2001年8月28日，签订《房屋开发协议》，余某付房款96469.2元，余款263530.8元在新建房中以住房抵偿。2002年2月4日又签订《公房拆除开发协议》，将鹦鹉街228号公房转让给余某，转让价28万元，余茉付房款123676.56元，余款156323.44元在新建房屋中以住房抵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处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对其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产权转让及注销产权的一种行为。本案中，第三人已将鹦鹉街242号、228号公房产权进行转让，虽然有部分实行产权调换，但另一部分进行了转让是不容置疑，不可否定的事实。没有转让行为，第三人凭什么收取20余万元房款（96469.2 + 123676.56 = 220145.76元）；没有转让行为，余某凭何向土地管理部门交纳出让金，并订立出让合同。可二审法院将这一明显的资产处置行为，认定为“不属处置国有资产的范畴”。
八、“第三人房管局是拆迁人”，一、二审法院对余某证明该事实的证据只字不提，视而不见。
1、2001年7月30日，第三人与潘秀珠（租赁户）签订的《直管公房拆迁安置协议》中指明：房管局为拆迁单位；
2、2002年3月29日，第三人与周树生签订的《直管公房拆迁安置协议》中指明：房管局为拆迁单位；
3、2002年6月13日，第三人与周庆财签订的《直管公房拆迁安置协议》中指明：房管局为拆迁单位；
4、草签协议已约定房屋拆迁由房管局负责。
论公民权利与法治国家的建设

何云笑


内容提要：公民权利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真正法治国家的基石，长久以来，我国法治化的推动都以法制建设为物质前提，然而法制的根本是在于公民的权利，也即公民法定权利。保障和促进人权的发展是20世纪以来全世界的共同趋势与追求，人权与法制乃至法治相结合，应当依靠公民（法定）权利作为沟通之桥梁。文章从公民权利与人权之关系，以及对法治国家的建设进行了一些探讨和比较，力图为中国法治国家之建设作些新的且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 权利 公民权利 人权 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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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权利（或为人权），是法学中一个基本论题，在政治学或国家政治中也是一个传统话题。权利这个语词的内涵相当丰富，从广义上说，人权只是权利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法律中的权利概念也有很多区分，不过一般之终极定义，还是降落到人权之上。当决定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诸多基础性重大论题时，人权权利又被法律实定化，成为基本权利以及各项普通权利。在一主权国家疆域之内，我们可以把这些人权被法律实定之权利概括称为公民权利。这样有两个优点，一、由于人权的概念较为抽象，对其定义解释争议颇大，且在实际法律操作中较难把握尺度和范围，而公民权利则是法律明文载明或可以依实定法推出的，这样易于真正体现人权、保障人权（起码在司法实践操作中）；二、法律实定的公民权利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以法治国。更好地避开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纷扰，在保障落实人权的情况下更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公民权利是法律实定化的人权，它是一个开放的权利框架，未被法律或者暂时未被法律囊括的人权内容并没有被遗弃，随着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完善可以逐步被填充。权利可能始终无法全部被法律实定化（基于人权范围之伸缩性质），但依旧可以根据现行法律推出具体权利内容，譬如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明文载有地役权，但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规范推出此民事权利。这样既保障了公民的各项实体权利之实现，亦可保证其权利自身的法律依据，以便救济。
一、法治国家的建设根基——公民权利的法律内涵
设定或重述公民权利这一概念，根本之意在于推动我国法治发展。梳理基本权利、权利、人权等一系列法律概念，目的亦是为法治国家之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石是为法律，法律之源是为权利，公民权利（人民主权）决定法制，法制继而决定法治，法治保护人民权利。这些虽为普世且看似简单的逻辑，但实践却并非易事。公民权利、人之权利（人权）虽为法律制度之指导精神、立法之根本，却难以对其把握和理解调控。当代国家，宪法是根本大法，亦可认为所有法律皆源于此，在一些法学流派看来，人们所有之权利是源于法律规范。是宪法法律设定权利，还是权利设定宪法法律，历来争议颇大。自然法学派认为，人权乃是先国家、先宪法之权利，社会契约论者更认为，人民主权（人民让予部分权利）而共同组成国家。质言之，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关系调和是主要的问题。从现实角度出发，人权确实指导和规制立法与护法（包括守法、执法），法治国家基于民主的、开放的、文明的、自由的、正义的立法体制和严格的、公平的、公正的护法体制。而公民权利的法律性、制度性、规范性能恰好地帮助法治中这两种体制的保障建立和完善。
一国公民在本国内享有全部的法律权利，是为公民权利。自1982年人民共和国新宪法颁布以来，以及相应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普通法律出台之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制阶段：每一年都有许多新的法律法规出台，旧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地修改以适应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人们已经逐步感受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气息，社会主义在经历一系列的大动荡大调整之后，又焕发出新的生机。社会制度的建设不再脱离经济、远离实际，决策者们已经在认真考虑国家需要的是什么，人民需要的是什么，人民在满足生活需求后，自然而然地会关注政治生活，关注自己的权利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公民权利觉醒的时代。
二、法治国家与保障公民权利之关系
法治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其实质是保障人权。人权经法律化后成为了公民权利的概念，既然公民权利是由法律实证定之，那就可以通过立法、法律解释等可操作工序进行完善和健全。法制建设的含义即通过建设法律制度来加强和保障公民权利。在利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公民权利的建设意味着个体权利与自由的数量内容和程度上之扩张，也就是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提升，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公民个人（自然人）的权利建设与社会自治团体（包括法人、社会公益团体、社会私益团体、其他公民联合团体等）的权利发展。公民个人的权利建设，主要从其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人身自由上的（言论、迁徙、集会、结社、出版等）和社会其他权利出发。公民个体的权利是一切权利建设的基础，但毕竟，公民作为个体，其力量是相当微弱和单薄的， 要真正保障公民的权利，社会自治团体（也就是公民个体联合团体）的权利建设是必要的，这也是公民（市民）社会整体的另一面。现在诸多学者在讨论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相关问题，尽管部分学者对中国NGO现在的发展状况不甚乐观，认为存在较多问题，但作为新兴的第三种力量，大多数学者们还是对其担负起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并进而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抱有相当大的期望。①执政党已经认识并注意到社会组织的作用与重要性，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展社会组织”被多次提到，很显然，高层对NGO的态度已趋正面。虽然NGO的含义与笔者叙述的社会自治团体相比外延大上有些差异，但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建设发展由公民个体组成的各种社会团体的权利，以此扩充公民整体权利的范围，进而有效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
代表公民权利行使的社会团体（组织）应当以为维护公民权益为己任，这当然包括各方面的利益。我们也无须只求建立政治性的社会团体（组织）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建设与发展。在美国，存在大量的、普遍的民事的结社，这些民事的结社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这些民事结社类似于孟德斯鸠所说的社会中介力量，对社会权利起到了社会制衡作用，正是这种民事性的结社，使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得到了大大的缓解。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从这里总结美国的经验时说，相信世界上永远也不会再建立新的贵族制度了，他认为普通的公民联合起来，也可以建立起非常富裕、非常有影响、非常强大的社团。公民力量联合之极是成为国家，次之是成为各个大小不一的社会团体（组织），它们都是代表着公民的意志和利益，为维护公民权利而存在并奋斗着。
三、公民权利与法治国家之建设
1、法治国家的大体框架
权力只属于人民（公民），国家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法无授权即无权力，权力只有一部分归属自由裁量，总体而言权力是有限的，这是近代国家理念的核心思想与本质要求。宪政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来限制国家权力，一种是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范围，明确权力界限；另一种是将国家权力按照一定标准划分，并合理配置给不同的国家机关，进行分权制衡，这两种方式主要还是通过法律来具体运作。现代宪政国家为了保障国家权力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同时考虑到公民权利的保障日益依赖于国家权力，因而开始由消极限制国家权力向主动控制国家权力转变。不接受国家权力的有限性，不承认政府必须“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
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宪法与法律的精髓，适当的张力是民主国家的综合体现。宪法之实现，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良性协调。在二者关系上，公民权利是第一，国家权力才是其次，并努力追求达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因此，国家权力的取得必须合法化，没有正当程序的授权不能产生国家权力，也即国家权力必须来源于公民授权，同时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国家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不得侵害公民权利，最终要达到国家权力回归人民权益。只有认真对待宪法和法律，处理好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彻底认识到法律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才能真正建设好法治国家。
2、建设法治国家的精神
建设我国的法治精神，毋宁说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实质要求。若中国以法而治，则结合本国国情，以社会主义法治的三个层次（境界）为目标，是为基础和适当的。
（1）推崇法律至上（社会主义宪法、法律至上）
宪政主义者的第一要求就是宪法至上。法治国家更及，宪法和普通法律，广义上统称为法律，是国家之最高原则，诚如前述中引用马克思的论断。法律至上的内涵即是，一国所有之公民、团体、组织、部门，均以法律为行为标杆和尺度，若然犯法，必将受法律之惩戒，但除法律之外，再无别物可将此人（或为组织）治罪。法律至上在中国的意思就是，社会主义公民之权利，皆由法律所规范和保障，法无明文不为罪，法律是衡量人们行为的根本准则和统一规范，人民只受治于法律，而不受治于人情好恶。行政部门、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侵犯公民之合法权利，法律惩罚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同时责令侵权者赔偿，即通过法律救济权利。
（2）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皆平等（社会主义公民法律地位平等）
在有了法律至上的基础之后，则必须坚持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主要分两个方面理解：a、法律权利的平等。这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平等，公民的权利由法律设定或推定，那每个公民的权利大小、范围、内容都是一样的，没有人比别人的权利大些或小些，一域之内，只要是吾国公民，权利的涵盖都相同，即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特权⑤ b、适用法律的平等。公民有权使用同一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特别在司法诉讼中，必须体现适用法律的平等。这也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平等。英格兰名学者戴雪在其所著《英宪精义》中就述道：“在英格兰四境内，不但无一人在法律之上（即法律至上）；而且每一人，不论为贵为贱，为富为贫，须受命于国内所有普通法律，并须安居于普通法院的管辖权之治下。”③可见，法律的平等是法治精神的重要内容。
（3）以现有法律为主，不断补充公民的权利内容，从保障人权的高度发展保障公民权利，继续扩大法律的权利内涵。
现有法制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物质”基础，人权与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指引方向。变革20余年来，中国的法制蓬勃发展，各项法律都在完善，如今，中国已制定了400多部法律、800多件行政法规和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我国公民的权利也由这些法律法规而深刻地展现出来。在签署加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我国的法制建设就更应该以保障人权为目标，切实地履行到发展和保障中国公民权利的实践当中，为走上真正的法治国家而不懈努力。
就如戴雪教授所观察到的20世纪初英国与法国的巨大差别一样，法治是一个民族文明、民主、自由的标志。当时英格兰实行君主立宪，用法律来控制君王、控制权力，既而保护人民，所以国家蒸蒸日上，最终成为世界霸主的“日不落”帝国。反观法兰西之政制，封建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实行武力威权统治（即君权人治），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最终导致人民奋起反抗，推翻其建立共和国。可见人治是不能长久的，也是逆历史潮流的，只有人民主权和法律主治才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源。处在21世纪前端的中国，在已经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下，是否应当继续坚定不移并脚踏实地地走下去，真正让自己纳入先进国家之列，让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保障公民权利与法治建国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与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法治建国的列车已经启动，公民权利之发展与保障正在进行。在不久的将来，希冀吾国人民能更为幸福，中华亦能更为文明、强大。

注释：
①相关内容可参见2007年2月1日出版的第327期《南风窗》
②若涉及到公民的行为能力的问题，本文不加特别说明，概以一般完全行为能力公民论之。另外，为国家和公共利益享有特权的有特殊地位的人亦不予讨论，如国家安全部门、军队人员履行职务，但必须事先经相关法律授权或确认。
③[英]戴雪著 雷宾南译 《英宪精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4月第1版 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