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关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08:35:29 浏览: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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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民政部关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
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但在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统一认识，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特做如下通知：
一、八届人大通过的机构改革方案已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含乡镇企业)仍由民政部负责。各级民政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
二、要认真总结经验，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工作中的问题。两年来，我们的工作是积极的、稳妥的。所执行的政策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适应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的。各地要总结推广当地的先进经验。同时，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方案，使之更符合实际
。
三、继续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原则，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和政策，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决策，各级民政部门要坚决贯彻执行。农民交纳养老保险费虽然与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有着本
质区别，但处理不当，仍然会产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结果。开展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了为保障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但也必须从当前的实际出发。考虑到农民当前的承受能力。为此，再次重申：(1) 坚持自愿原则。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开展社会养老保险只能采取自愿的原则
，不能强制，不能搞强迫命令，必须坚持政策引导，宣传教育先行，对于一时思想不通和生活确实困难难以承担的，暂时不搞。(2)要因势利导，不搞评比， 不搞“达标”，投保面不追求百分之百。(3)不搞一刀切，不搞一个时间表。 要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条件
不成熟的地方，不要急于推开，待条件成熟后再起步。
四、要加强领导，积极探索，巩固提高，适度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生产力比较落后、农村人口众多的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长期、复杂、艰苦、细致的工作。各级民政部门肩负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加强领导，以对九亿农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探索，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把这项工作抓好。尚未开展社会养老保险的地方，要加强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今后凡有条件拟开展社会养老保险的地方，事前必须做好论证，制定实施计划，搞好宣传教育，务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扎扎实实稳步前进。以上各点，请各地贯彻执行。
199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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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
林 海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功能和程序安定性间的相互关系，在初步分析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必须从制度上建立起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的救济性民事再审制度，以取代现行国家司法监督权为主的监督性民事再审制度。并着力阐述了建立这种救济性再审制度的构想——当事人诉权为权利基础的 “再审之诉”，目的一方面切实解决当前申请再审难的现状，另一方面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审监完善 再审之诉
引言
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民事再审程序，是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设立该程序的立法目的旨在对法院生效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仍有通过法律程序得到纠正的机会，从而有效保证裁判的正确性、合法性，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审判工作的权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监督程序已成为维护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道关口，其法律地位和社会作用不容忽视。
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及影响，1991年立法时普遍认为我国民事纠纷领域里面，大部分涉及到国家或国有企业，关系到国家和集体利益，国家、社会、个人合而为一，民事案件不存在绝对的公私划分。因此这一程序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体现了浓厚的国家职权主义色彩和人治思想，程序设计上集中体现了“五个无限”，即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和条件无限。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民商事交往日趋频繁，各种新型复杂的民事诉讼案件不断出现，作为特殊救济程序的民事再审程序凸显严重的滞后性，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状况与其所应承载的职能相去甚远，显现出的诸多负面影响和社会问题，已引起了立法部门及司法理论实务界的广为关注和探讨研究。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已将改革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作为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此，笔者从分析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的问题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审判工作的实际，着重谈谈完善现行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为主要权利基础的“再审之诉”的思考。
一、现行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分析
（一）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程序指导思想问题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将其作为一种司法原则，作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其正确性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它与民事诉讼的目的相悖，与审判工作的规律不相融，与程序本位的现代司法理念不符。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司法机关而言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来说只要他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实际上，民事诉讼中通过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依法公正、有效、及时地处理纠纷才是诉讼的目的。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真实，裁判结果正确与否只能讲相对性，那种要求法院裁判都必须达到绝对客观、真实、正确的想法，仅仅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一味强调客观真实，审判中就会造成拖延裁判、强迫调解、审委会干预裁判和频繁再审等后果，既不能充分实现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也不能达到民事诉讼保护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目的。事实上，审判实践中完整无缺的裁判和必须再审改判的裁判都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的裁判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但这些并不足以导致改判。2005年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435547件（人）次，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有47902件，审结46468件，改判15867件，仅占当年生效案件总数的0.31％。
由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忽视了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公正的价值，忽视了程序的安定性，忽视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采信原则，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致批判。
（二）关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多元化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当事人在法律上都是再审程序的启动者。但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多元化并没有产生立法预期的效果。一方面，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仍然无法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纠正；另一方面，一些无须再审的案件，却反复多次再审，甚至有的案件经过上下多次再审后最终回到了初审的裁判结果，既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又浪费了国家极其有限的司法资源，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也受到严重破坏。主体多元化问题已成为近年各界讨论争议的热点。
1．法院依职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有悖于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司法实践中的负面影响颇大
（1）现代民事诉讼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法院居中裁判、不告不理原则，其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平等抗辩。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启再审程序，不可避免的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先入为主与主观臆断的存在使法官的中立性受到影响，再审裁判的公信力也受到质疑，有悖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将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除了前苏联及俄罗斯的诉讼法典中可以见到外，几乎再无相关的佐证；理论上与国际上通行的民事诉讼理论也发生冲突，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2）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民事诉讼的程序安定性，不利于法院权威性的确立。生效裁判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结果，法院更应当自觉带头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法院自行启动再审虽是建立在有错必纠、自我纠错的原则上，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自我否定；但此举却使法院自身始终处在“自相矛盾”之中，无论再审结果对原生效裁判是维持还是改判，都难免使当事人或第三人产生各种疑虑和合理怀疑，胜者担心裁判是否还会再审更改，输者怀疑裁判是否公正仍继续申诉。其结果法院的权威性在大众心目中大打折扣。同时，司法实务中法院自行启动的再审案件大量存在着 “人难找”、“庭难开”、“证难举”、“事实难认定”等现象，再审工作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目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司法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应当废除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的规定，笔者对此也有共识。事实上，当事人的申请、检察机关的抗诉、利害关系人的申诉都能够成为错误生效裁判得到纠正和弥补的有效途径。
2．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定位不当，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1）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的审判监督机关，民事诉讼立法赋予其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其目的旨在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对社会公益的保护，对弱势群体的援助。现实生活中，检察机关面对大量涉及公益案件其检察监督却显得软弱无力，而对于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诉又显得积极有余。由于对民事监督定位不当，实践中没有较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应有的作用，有时甚至发生偏差，抗诉权在一定程度上被随意运用以至滥用。
（2）现有的规定对抗诉条件过于抽象、宽泛，抗诉程序规定不具体和缺乏可操作性，增大了检察机关抗诉的盲目性。大量不当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再审的结果往往“维持原判”，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又危及裁判的既判力，削弱司法稳定性。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10107件，审结9949件，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仅有2677件。
（3）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检察机关运用公权干预一般民事案件，违背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民事权利的原则和当事人平等抗辩的原则，实际上扮演着一方当事人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使对方当事人在不平等的地位下参与民事诉讼，使人们对诉讼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产生了合理怀疑。
3．当事人通过申请较难启动再审程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申请再审是我国法律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当事人依法享有诉权的具体体现。由于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法院再审审查的事由、范围及处理方式等规定的简单、笼统化，导致法院的审查过程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不透明性，当事人申请后案件能否进入再审，完全取决于法院的决定。当事人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得到法院决定再审的只占约30％，而约70％的再审案件是当事人到检察机关和有关领导部门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反复申诉或上访，由这些部门或领导“监督”引起再审的。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极易侵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易使无理取闹的个别当事人借机反复缠诉，到处申诉或采取极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当前，申请再审难直接影响了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已成为司法领域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
（三）关于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几个矛盾冲突问题
1．再审事由过于宽泛、原则，导致再审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再审事由是引起再审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一方面在再审条件方面作了极为宽泛的规定，力图为再审申请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但此种后果却忽视了相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造成了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再审法定理由过于原则，致使法院的主导地位过于突出，形成再审申请人诉讼权利形式上的宽泛和实质上并不能得到有效行使的尴尬局面，造成再审申请人另寻途径反复申诉，反而使法院再审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2．阻却再审启动条件虚设化，无限再审成为必然。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限为两年，但却没有规定申诉时限和再审次数，法院自行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再审更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在申请时限超过两年的情形下当事人自然将目光投向法院和检察院，极力申诉和缠诉，以期达到再审的目的。败诉的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届满后仍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促使法院特别是上级法院以至最高法院对案件进行反复审理，无限再审使生效裁判长时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3．再审程序规定简单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的《适用意见》，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范条件严重缺省，仅有几条“原则性”规定，在审理范围、程序及处理方式上几乎没有统一的系统操作规程，各地法院执行也不一致，极大地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1日下发了《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2002年7月31日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逐步规范了再审案件审理程序和统一案件的裁判标准，规定了对同一案件各级法院只能再审一次，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部分疑难问题，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困扰着司法审判工作，如部分法院决定再审或检察院抗诉案件，审理中当事人或产生抵触情绪，或不愿意参加诉讼，还有许多案件事过境迁，根本找不到当事人。有的诉讼标的（不动产）已被依法转卖了多次，无法实现再审的价值。
4．无条件的中止执行，影响了相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法院裁判生效后，即开始了执行程序，而案件一旦进入再审，原生效的裁判便必须无条件的中止执行。许多当事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想方设法使案件再审，拖延案件的执行，有的则乘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其后果直接影响了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原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成为一张“白纸”、一句“空话”。
（四）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若干弊端
上述问题反映在司法实践和现实生活上，凸现出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各种弊端，其主要有：第一，导致诉讼秩序混乱，无限申诉、无限再审使得终审不终，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第二，司法资源巨大浪费，既给当事人形成诉累，又使司法成本不合理地扩大；第三，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不断地再审，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仍处于悬置状态；第四，造成对司法公正的错误评判，目前提起再审的前提是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过多启动再审程序意味着法院错案多，再审案件一旦维持原判，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则认为被确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没有改判，显然司法不公；第五，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
二、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
（一）当前学术界关于重构、改造和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几种主要观点
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以国家监督权作为基础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实质上只有法院和检察院两个，都属国家公权监督，其弊端表现显而易见。那么建立以什么为基础和模式的再审程序更为科学合理？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经过多年的充分研究和探索反思，对重构、改造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和主张。目前，主要的有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处于主导地位，检察院处于附属地位，当事人申请再审与申诉并无大的区别。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为辅，且他们在发动再审上应有所分工。第三种观点认为，取消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第四种观点认为，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完善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建立再审之诉。第五种观点认为，取消再审制度，完善审级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审级体制，对部分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第六种观点认为，按照诉权模式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为制度的主要权利基础，以国家的司法监督权为制度的辅助基础”的再审程序模式。
（二）通过当事人诉权模式为基础的“再审之诉”完善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笔者在从事基层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仅仅进行技术上的补救和微观层面上的调整是不够的，而应当在立法上确立一种既符合中国现实经济文化状况，又与WTO规则和国际公认的民事诉讼理念相适应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科学、合理的民事再审制度，以克服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缺陷和不足。鉴于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突出，各项法律制度和配套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司法人员及广大民众的法律素质还未达到理想化的层次，那种认为完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中有关再审程序模式，完全弱化或取消国家司法监督权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民事再审中的抗诉权，建立完全单一的由当事人诉权模式形成的再审之诉的认识，与宪法有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规定和我国目前的客观实际情况不符，显然是行不通的；另外，“三审终审制”中的第三审程序主要解决的是法院未生效裁判中法律适用问题，其与再审程序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即便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实行三审终审制度，也不可能废除或以此取代民事再审程序。尽管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视角不同，改革层面不一，但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还是建立一种“将现行的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申诉和申请再审模式诉权化、程序化、法定化”的再审程序模式，以此取代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当前，各地法院受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中法院自行启动的案件比例逐渐减少，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逐渐增多，以重庆市一中院为例，2003年—2005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数为439件，已占该院再审案件总数的62.18％，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他各地法院情况也基本相似；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的案件也基本来源于当事人的申诉。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按照诉权的模式重新定位，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作为主要权利基础之“再审之诉”模式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时机基本成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大力疏通基于当事人诉权的再审启动主渠道，将提起再审的权利主要交给当事人，最大限度体现司法公正和公平，已成为当前再审制度改革的趋势。北京、福建、广东、湖北、江苏等地的高级法院纷纷以各种形式规范和指导本地的再审程序，积极探索和构建以当事人诉权为主要权利基础的“再审之诉”。特别是广东省高院制定并于2004年10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法院再审诉讼暂行规定》就是司法实务界积极探索再审之诉，改革和完善再审诉讼制度的成功范例。
（三） “再审之诉”模式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构架
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其自身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有别于一、二审程序，民事诉讼法也是单独作为一章予以规定的。民事诉讼中的“再审之诉”就是建立在限制监督性再审，确立当事人申请再审基础上的一种救济性再审程序。下面，笔者结合审判监督工作的体会，对“再审之诉”模式下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构架作如下构想和思考：
1. 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 “依法纠错”
浅谈法官现代化
（作者：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隋美玲）
引言
法官是一个神圣而古老的职业，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是现实社会中唯一的一个操纵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他可以合法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决定巨额财产的归属，可以决定一对夫妻是否能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以决定你祖传的房产是否被作为“钉子户”而沦为推土机下的废墟。行使如此重大的权力者，如何才有让老百姓产生信任感？
在司法文明发达的的西方国家，法官被赋予极大的声望。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法官刚摘下大盖帽，穿上法袍，用上法槌，在人们心目中把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看法还没有完全转变。我们只是向现代化的门槛里迈进了一只脚，法官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谈谈对法官现代化理解。
实现法官现代化是我国的形式所需
法学界、实务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前中国法官的地位太低，收入太少。的确，在目前来说，法官的地位与收入和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在老百姓心目中，法官在国家干部中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只不过在提起“公检法”、“政法部门”时觉得权力较大，比一些“清水衙门”显得重要一些。因此我国的法官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相比起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差距悬殊。我国法官待遇低是不可否认的，这与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不容回避的是，现在有些法官的素质的确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但这决不能全部归因于法院进人把关不严，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第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来的，法学的繁荣是在此之后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法制不健全，制定的法律屈指可数，法学理论也远没有现在这样繁荣，所以，就专业知识来说，经过并不太长时间的学习和适应之后，普通人胜任法官职位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大量复员军人进法院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混乱，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以前的社会纠纷较少，法院的任务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繁重。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经济运转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完成，经济主体主要限于国营企业。出现纠纷之后，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协调就解决了。同时，私有制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承认，人们的权利观念、诉讼观念也没有现在这么强。民告官的案件（行政诉讼）少之又少，“一元钱官司”更是闻所未闻。法院的任务除了刑事审判外，主要是解决离婚、小额债务、普通民事侵权纠纷，法官无需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够解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进法院的法官，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专业素质的确偏低。现在新法律不断出台，新理论互相争鸣，新类型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即便是认知能力很强、法律科班人不下一番功夫，也难以全部掌握。当时进法院的人，绝大部分没受过专业的教育，只是依靠自身知识积累和经验来处理（诚然，法学院的教育模式也值得检讨，受过高等教育未必能成为优秀法官），再加上错过了最佳的学习年龄，能够通过成人教育取得学历的法官也属难能可贵。现在法院内年龄较大的法官承受着社会上种种诟病，其实，他们也很无辜。和西方比起来，中国法治落后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法官的地位和素质。在十七世纪英国大法官福蒂斯丘爵士即赋予法律职业以神秘性，主张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界的特殊科学，一个法官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法律知识。今天，法院已经很少招收复转军人，随着法学教育的空前繁荣，招收法学院学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法官的素质问题方面，只能说理论走在了实践的前面，如果查找法官素质低下的原因，只能向历史追究责任。
法官素质偏低是历史造成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但随着法治文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类型的社会纠纷的出现、法律、法院和法官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提升、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法官这个职体团体的素质也亟待提高，法官现代化成为形式所需。
法官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为了提高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法官现代化也是服务于整个政治文明的大局，最终是为了向社会提供尽善尽美的纠纷解决机制。那么法官现代化究竟为法官提出了哪些要求呢？本人有以下粗浅的认识：
一、法官独立是法官现代化的保障。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机制”。当我们思考或设计我国法官制度时，法官独立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必须明确的问题。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司法权作为一种摆脱王权控制的独立权力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司法独立与分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分权原则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确区分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提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则不会有自由和法治的存在。因此，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独立的司法，无论是从法官职业的本身特性或是从法院审判独立与法官个人独立的关系而言，法官个人独立是司法独立和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其一，法官个人独立是法官职业和审判活动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我们知道，司法活动不同于行政和军队的活动，它强调的是法官的个人行为，即法官需要具备独立人格。因为法官行使职权并不是仅仅集中在最后的判决，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法庭上对诉讼过程中一些需要确定的事项的决策，如果法官对诉讼过程中随时需要作出判断的事项不能独立进行决定，就会失去当事人的信任，也会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增加纠纷解决的难度。除此之外，审判还是一项讲究亲历的活动，它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言词、证人的证词都需要亲自听取和分析，并作出判断，同时还要求法官对整个诉讼都自始至终地参加，对证据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我国，承办法官在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案件时，为了防止出现错案追究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审委员讨论决定，或者再向上级法院请示，这种做法显然违背法官的独立性。案件的承办法官应当独立审判，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公正的做出判决。我国法官的等级制度强调的是行政级别高的法官对行政级别低的法官的领导或影响，要求下级法官对上级法官的服从和依赖，这不利于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直接、独立的判断。这也是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对一些最基本的证据都不认证的深层次原因。其二，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性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审判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不是抽象的，是由法官具体体现的，如法官个人不独立，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的独立就毫无意义。
二、法官专业化是实现法官现代化的条件。关于法官的专业素质，英国法官柯克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在与英王詹姆士一世可否亲自坐堂问案争辩时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是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力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识。”[1]这段话成为英美法系中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而美国学者梅里曼却这样评价大陆法系的法官：“法官不过是一种工匠，除了很特殊的案件外，他们出席法庭仅是为了解决各种争诉的事实，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寻找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们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的操作者，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2]比较了以上关于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官专业性的两段经典论述，那么法官现代化对法官专业化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法官在法律制度中的统治性地位。在“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的制度下，法官在形成法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律适用之外，对事实的判决主要是由陪审团完成的，而对陪审团成员却要求其没有法律背景。中国法官的职能与此相比有些不同，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适用仿佛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适用法律比认定事实更为简单。这样看来，在审理案件时，如果仅仅是认定事实，那么就不能说法官是一种专业性的职位，因为认定一件事实这是任何普通人都能够完成的。但是在我国，法官对法律发展的确起不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司法解释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但这种司法解释的权力只是集中中最高法院手中，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仍然是“适用法律的机器”[3]。
在大陆法系，并不像梅里曼所说的“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4]。法官不但具有专业化水半，而且这种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历史的考察，这一点就会发现，因为传统的法院录用了法学家，所以人法院就由学识渊博的人组成。即使在意大利，这大概也是法学家逐渐把公共权力掌握在手中之后的事。”[5]
法官专业化不仅是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建立法官专业化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官专业化制度，旨在全面提高和保障法官的素质，从而适应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需要。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社会冲突的最后防卫者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者，也决定了必须由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必须精通法律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而只有熟悉法律才能信仰法律，并严格地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三、在具备了独立性和实现专业化后，现代化的法官还应具备以下素质：
1、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对于法官，法律应该是其唯一绝对的服从对象。法官必须崇尚法律，唯法是尊，视法律为第二生命。法官必须用一种职业的方式来看待法律、适用法律。这种方式就是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就是必须忠于法律，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确定和解决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来说理和裁判。除非法律规定，法官在审判时不能服从上级，也不应服从其他机关组织或团体和个人。司法权威根本上来源于法律的权威。为保障法律权威，法官应当遵从程序法和实体法来审判每一个案件，奉法律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忠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
2、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司法中立”的理念。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其性质了法官司法的中立性，即法官在裁判中处于中立的地位，法官应以公平中立的态度对待双方当事人，目光不应该有斜视。法官中立使法官不仅能切实地主持正义，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维护正义。如果在诉讼中，法官不能显示其中立性，就不能使冲突与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可能使纠纷通过诉讼而划上句号，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将继续受到干扰。
3、现代化的法官应当知识渊博、善于研究。高深渊博的法律知识，是一名优秀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司法实践告诉我们：一名法官，仅凭满腔热情、一身正气是难以实现公正裁判这一目的的。那么，靠什么才能理清错综复杂的案件?靠什么才能识别扑朔迷离的案情?回答只能是这样的：理清和识别错综复杂的案件、案情，靠的是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如果一名法官，不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就不可能做到对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甚至可能出现由于缺乏客观准确的分析而让罪犯逃脱法眼、继续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一再证明，我们不能不把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法律专业知识，作为一名法官的基本素质而常抓不懈。
同时法官要善于研究，不断钻研，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在理论创新方面，实务界往往落后于学者，甚至在审判方面，也受到学者的严重影响。不可否认，大陆法系法官的成长是与学者的贡献分不开的，从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时期，法学家便以积极的姿态登上舞台，并且一直传承下去。这也是学术独立精神的体现。但是，法官们也不应忽视自己的贡献，毕竟，法官时案件的见证人，是疑难问题的目击者，最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最能够听到社会的呼声。但是在一些前沿问题上，总是学者最先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最终争论一番后，法官再依据结果权衡案件的判决。学者的争论理应只对法官形成间接影响，因为裁判权掌握在法官手中，对于学者的观点，具有采纳不采纳的选择权。但有时学术太过于自由，直接影响个案的审判。现在传媒发达，在案件出现之后，判决之前，编辑记者们喜欢找法律专家做点评，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公众并不把种点评当作学术讨论，而是当作案件应然的判决结果。在这种舆论大造声势的条件下，媒体的“判决”结果直接影响法官判决。甚至有的学者公然与法官争夺话语权、审判权。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刘涌案中，在锦州中院做出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后，十几名京城学者联名出具法律意见书，直接将学术讨论延伸到个案审判中，结果辽宁高院受其影响，二审改判死缓，最终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二审判决。在这起案件中，学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法官们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学者的法律意见书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呢？追根溯源，是法官的理论水平较低，长期以来过分依赖于学者的法律解释，过于迷信权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法官的职业化不仅要求法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还进一步要求法官的专业水平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即能达到所谓的学者型法官的程度。
4、现代化的法官应技能高超、品德优良、经验丰富。法官是具有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特殊群体。法官除了应当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外，还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职业伦理道德修养，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他人和影响他人。法律是以公正为最终的和永恒的价值，而法官作为法律职业的最主要的主体，就应始终以公平、正义这一最高伦理价值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官应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形式性、职业性、终级性和公平优先性等特点，而法官是司法权的主要行使者，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中运用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根据自己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根据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内心信念，居中裁判。法官的社会职责主要是通过审判案件来解决社会各种矛盾和纷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力求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具备精湛的法律知识，更要具备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而且还要具备良好或崇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试想，如果让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还未成家的年轻法官，负责审理离婚案件或家庭纠纷案件，他（她）丝毫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他（她）除了机械地运用法律外，还能做什么，又怎能妥善地处理好此类案件，当事人又怎会对他（她）的裁决结果信服呢？一个没有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在办案中又怎能把握时机适时进行调解或妥善处理那些突发事件呢？法官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品性需要在审判实践中不断磨炼，不断培养，要经过多年的熏陶和积累，才会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一个职业伦理和道德素养尚不高的法官，又怎能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护神呢？
结语
以上所述是从单纯的应然的角度出发对法律现代化作出的一点分析，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官现代化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与我们的现实社会相联系的，古罗马谚语云：“有社会斯有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一部分的法律，总是与特定社会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因此法官现代化建设会遇到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但更需要我们对改革可能甚至必然产生的代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沿着法官现代化建设道路坚定的走下去，实现法官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林 海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功能和程序安定性间的相互关系，在初步分析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必须从制度上建立起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的救济性民事再审制度，以取代现行国家司法监督权为主的监督性民事再审制度。并着力阐述了建立这种救济性再审制度的构想——当事人诉权为权利基础的 “再审之诉”，目的一方面切实解决当前申请再审难的现状，另一方面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审监完善 再审之诉
引言
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民事再审程序，是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设立该程序的立法目的旨在对法院生效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仍有通过法律程序得到纠正的机会，从而有效保证裁判的正确性、合法性，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审判工作的权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监督程序已成为维护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道关口，其法律地位和社会作用不容忽视。
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及影响，1991年立法时普遍认为我国民事纠纷领域里面，大部分涉及到国家或国有企业，关系到国家和集体利益，国家、社会、个人合而为一，民事案件不存在绝对的公私划分。因此这一程序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体现了浓厚的国家职权主义色彩和人治思想，程序设计上集中体现了“五个无限”，即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和条件无限。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民商事交往日趋频繁，各种新型复杂的民事诉讼案件不断出现，作为特殊救济程序的民事再审程序凸显严重的滞后性，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状况与其所应承载的职能相去甚远，显现出的诸多负面影响和社会问题，已引起了立法部门及司法理论实务界的广为关注和探讨研究。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已将改革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作为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此，笔者从分析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的问题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审判工作的实际，着重谈谈完善现行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为主要权利基础的“再审之诉”的思考。
一、现行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分析
（一）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程序指导思想问题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将其作为一种司法原则，作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其正确性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它与民事诉讼的目的相悖，与审判工作的规律不相融，与程序本位的现代司法理念不符。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司法机关而言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来说只要他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实际上，民事诉讼中通过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依法公正、有效、及时地处理纠纷才是诉讼的目的。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真实，裁判结果正确与否只能讲相对性，那种要求法院裁判都必须达到绝对客观、真实、正确的想法，仅仅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一味强调客观真实，审判中就会造成拖延裁判、强迫调解、审委会干预裁判和频繁再审等后果，既不能充分实现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也不能达到民事诉讼保护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目的。事实上，审判实践中完整无缺的裁判和必须再审改判的裁判都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的裁判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但这些并不足以导致改判。2005年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435547件（人）次，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有47902件，审结46468件，改判15867件，仅占当年生效案件总数的0.31％。
由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忽视了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公正的价值，忽视了程序的安定性，忽视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采信原则，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致批判。
（二）关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多元化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当事人在法律上都是再审程序的启动者。但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多元化并没有产生立法预期的效果。一方面，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仍然无法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纠正；另一方面，一些无须再审的案件，却反复多次再审，甚至有的案件经过上下多次再审后最终回到了初审的裁判结果，既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又浪费了国家极其有限的司法资源，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也受到严重破坏。主体多元化问题已成为近年各界讨论争议的热点。
1．法院依职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有悖于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司法实践中的负面影响颇大
（1）现代民事诉讼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法院居中裁判、不告不理原则，其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平等抗辩。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启再审程序，不可避免的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先入为主与主观臆断的存在使法官的中立性受到影响，再审裁判的公信力也受到质疑，有悖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将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除了前苏联及俄罗斯的诉讼法典中可以见到外，几乎再无相关的佐证；理论上与国际上通行的民事诉讼理论也发生冲突，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2）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民事诉讼的程序安定性，不利于法院权威性的确立。生效裁判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结果，法院更应当自觉带头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法院自行启动再审虽是建立在有错必纠、自我纠错的原则上，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自我否定；但此举却使法院自身始终处在“自相矛盾”之中，无论再审结果对原生效裁判是维持还是改判，都难免使当事人或第三人产生各种疑虑和合理怀疑，胜者担心裁判是否还会再审更改，输者怀疑裁判是否公正仍继续申诉。其结果法院的权威性在大众心目中大打折扣。同时，司法实务中法院自行启动的再审案件大量存在着 “人难找”、“庭难开”、“证难举”、“事实难认定”等现象，再审工作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目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司法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应当废除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的规定，笔者对此也有共识。事实上，当事人的申请、检察机关的抗诉、利害关系人的申诉都能够成为错误生效裁判得到纠正和弥补的有效途径。
2．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定位不当，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1）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的审判监督机关，民事诉讼立法赋予其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其目的旨在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对社会公益的保护，对弱势群体的援助。现实生活中，检察机关面对大量涉及公益案件其检察监督却显得软弱无力，而对于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诉又显得积极有余。由于对民事监督定位不当，实践中没有较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应有的作用，有时甚至发生偏差，抗诉权在一定程度上被随意运用以至滥用。
（2）现有的规定对抗诉条件过于抽象、宽泛，抗诉程序规定不具体和缺乏可操作性，增大了检察机关抗诉的盲目性。大量不当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再审的结果往往“维持原判”，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又危及裁判的既判力，削弱司法稳定性。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10107件，审结9949件，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仅有2677件。
（3）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检察机关运用公权干预一般民事案件，违背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民事权利的原则和当事人平等抗辩的原则，实际上扮演着一方当事人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使对方当事人在不平等的地位下参与民事诉讼，使人们对诉讼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产生了合理怀疑。
3．当事人通过申请较难启动再审程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申请再审是我国法律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当事人依法享有诉权的具体体现。由于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法院再审审查的事由、范围及处理方式等规定的简单、笼统化，导致法院的审查过程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不透明性，当事人申请后案件能否进入再审，完全取决于法院的决定。当事人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得到法院决定再审的只占约30％，而约70％的再审案件是当事人到检察机关和有关领导部门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反复申诉或上访，由这些部门或领导“监督”引起再审的。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极易侵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易使无理取闹的个别当事人借机反复缠诉，到处申诉或采取极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当前，申请再审难直接影响了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已成为司法领域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
（三）关于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几个矛盾冲突问题
1．再审事由过于宽泛、原则，导致再审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再审事由是引起再审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一方面在再审条件方面作了极为宽泛的规定，力图为再审申请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但此种后果却忽视了相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造成了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再审法定理由过于原则，致使法院的主导地位过于突出，形成再审申请人诉讼权利形式上的宽泛和实质上并不能得到有效行使的尴尬局面，造成再审申请人另寻途径反复申诉，反而使法院再审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2．阻却再审启动条件虚设化，无限再审成为必然。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限为两年，但却没有规定申诉时限和再审次数，法院自行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再审更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在申请时限超过两年的情形下当事人自然将目光投向法院和检察院，极力申诉和缠诉，以期达到再审的目的。败诉的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届满后仍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促使法院特别是上级法院以至最高法院对案件进行反复审理，无限再审使生效裁判长时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3．再审程序规定简单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的《适用意见》，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范条件严重缺省，仅有几条“原则性”规定，在审理范围、程序及处理方式上几乎没有统一的系统操作规程，各地法院执行也不一致，极大地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1日下发了《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2002年7月31日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逐步规范了再审案件审理程序和统一案件的裁判标准，规定了对同一案件各级法院只能再审一次，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部分疑难问题，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困扰着司法审判工作，如部分法院决定再审或检察院抗诉案件，审理中当事人或产生抵触情绪，或不愿意参加诉讼，还有许多案件事过境迁，根本找不到当事人。有的诉讼标的（不动产）已被依法转卖了多次，无法实现再审的价值。
4．无条件的中止执行，影响了相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法院裁判生效后，即开始了执行程序，而案件一旦进入再审，原生效的裁判便必须无条件的中止执行。许多当事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想方设法使案件再审，拖延案件的执行，有的则乘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其后果直接影响了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原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成为一张“白纸”、一句“空话”。
（四）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若干弊端
上述问题反映在司法实践和现实生活上，凸现出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各种弊端，其主要有：第一，导致诉讼秩序混乱，无限申诉、无限再审使得终审不终，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第二，司法资源巨大浪费，既给当事人形成诉累，又使司法成本不合理地扩大；第三，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不断地再审，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仍处于悬置状态；第四，造成对司法公正的错误评判，目前提起再审的前提是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过多启动再审程序意味着法院错案多，再审案件一旦维持原判，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则认为被确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没有改判，显然司法不公；第五，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
二、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
（一）当前学术界关于重构、改造和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几种主要观点
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以国家监督权作为基础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实质上只有法院和检察院两个，都属国家公权监督，其弊端表现显而易见。那么建立以什么为基础和模式的再审程序更为科学合理？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经过多年的充分研究和探索反思，对重构、改造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和主张。目前，主要的有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处于主导地位，检察院处于附属地位，当事人申请再审与申诉并无大的区别。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为辅，且他们在发动再审上应有所分工。第三种观点认为，取消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第四种观点认为，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完善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建立再审之诉。第五种观点认为，取消再审制度，完善审级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审级体制，对部分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第六种观点认为，按照诉权模式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为制度的主要权利基础，以国家的司法监督权为制度的辅助基础”的再审程序模式。
（二）通过当事人诉权模式为基础的“再审之诉”完善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笔者在从事基层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仅仅进行技术上的补救和微观层面上的调整是不够的，而应当在立法上确立一种既符合中国现实经济文化状况，又与WTO规则和国际公认的民事诉讼理念相适应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科学、合理的民事再审制度，以克服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缺陷和不足。鉴于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突出，各项法律制度和配套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司法人员及广大民众的法律素质还未达到理想化的层次，那种认为完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中有关再审程序模式，完全弱化或取消国家司法监督权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民事再审中的抗诉权，建立完全单一的由当事人诉权模式形成的再审之诉的认识，与宪法有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规定和我国目前的客观实际情况不符，显然是行不通的；另外，“三审终审制”中的第三审程序主要解决的是法院未生效裁判中法律适用问题，其与再审程序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即便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实行三审终审制度，也不可能废除或以此取代民事再审程序。尽管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视角不同，改革层面不一，但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还是建立一种“将现行的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申诉和申请再审模式诉权化、程序化、法定化”的再审程序模式，以此取代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当前，各地法院受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中法院自行启动的案件比例逐渐减少，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逐渐增多，以重庆市一中院为例，2003年—2005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数为439件，已占该院再审案件总数的62.18％，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他各地法院情况也基本相似；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的案件也基本来源于当事人的申诉。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按照诉权的模式重新定位，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作为主要权利基础之“再审之诉”模式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时机基本成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大力疏通基于当事人诉权的再审启动主渠道，将提起再审的权利主要交给当事人，最大限度体现司法公正和公平，已成为当前再审制度改革的趋势。北京、福建、广东、湖北、江苏等地的高级法院纷纷以各种形式规范和指导本地的再审程序，积极探索和构建以当事人诉权为主要权利基础的“再审之诉”。特别是广东省高院制定并于2004年10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法院再审诉讼暂行规定》就是司法实务界积极探索再审之诉，改革和完善再审诉讼制度的成功范例。
（三） “再审之诉”模式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构架
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其自身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有别于一、二审程序，民事诉讼法也是单独作为一章予以规定的。民事诉讼中的“再审之诉”就是建立在限制监督性再审，确立当事人申请再审基础上的一种救济性再审程序。下面，笔者结合审判监督工作的体会，对“再审之诉”模式下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构架作如下构想和思考：
1. 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 “依法纠错”
浅谈法官现代化
（作者：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隋美玲）
引言
法官是一个神圣而古老的职业，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是现实社会中唯一的一个操纵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他可以合法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决定巨额财产的归属，可以决定一对夫妻是否能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以决定你祖传的房产是否被作为“钉子户”而沦为推土机下的废墟。行使如此重大的权力者，如何才有让老百姓产生信任感？
在司法文明发达的的西方国家，法官被赋予极大的声望。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法官刚摘下大盖帽，穿上法袍，用上法槌，在人们心目中把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看法还没有完全转变。我们只是向现代化的门槛里迈进了一只脚，法官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谈谈对法官现代化理解。
实现法官现代化是我国的形式所需
法学界、实务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前中国法官的地位太低，收入太少。的确，在目前来说，法官的地位与收入和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在老百姓心目中，法官在国家干部中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只不过在提起“公检法”、“政法部门”时觉得权力较大，比一些“清水衙门”显得重要一些。因此我国的法官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相比起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差距悬殊。我国法官待遇低是不可否认的，这与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不容回避的是，现在有些法官的素质的确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但这决不能全部归因于法院进人把关不严，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第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来的，法学的繁荣是在此之后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法制不健全，制定的法律屈指可数，法学理论也远没有现在这样繁荣，所以，就专业知识来说，经过并不太长时间的学习和适应之后，普通人胜任法官职位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大量复员军人进法院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混乱，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以前的社会纠纷较少，法院的任务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繁重。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经济运转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完成，经济主体主要限于国营企业。出现纠纷之后，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协调就解决了。同时，私有制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承认，人们的权利观念、诉讼观念也没有现在这么强。民告官的案件（行政诉讼）少之又少，“一元钱官司”更是闻所未闻。法院的任务除了刑事审判外，主要是解决离婚、小额债务、普通民事侵权纠纷，法官无需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够解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进法院的法官，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专业素质的确偏低。现在新法律不断出台，新理论互相争鸣，新类型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即便是认知能力很强、法律科班人不下一番功夫，也难以全部掌握。当时进法院的人，绝大部分没受过专业的教育，只是依靠自身知识积累和经验来处理（诚然，法学院的教育模式也值得检讨，受过高等教育未必能成为优秀法官），再加上错过了最佳的学习年龄，能够通过成人教育取得学历的法官也属难能可贵。现在法院内年龄较大的法官承受着社会上种种诟病，其实，他们也很无辜。和西方比起来，中国法治落后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法官的地位和素质。在十七世纪英国大法官福蒂斯丘爵士即赋予法律职业以神秘性，主张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界的特殊科学，一个法官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法律知识。今天，法院已经很少招收复转军人，随着法学教育的空前繁荣，招收法学院学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法官的素质问题方面，只能说理论走在了实践的前面，如果查找法官素质低下的原因，只能向历史追究责任。
法官素质偏低是历史造成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但随着法治文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类型的社会纠纷的出现、法律、法院和法官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提升、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法官这个职体团体的素质也亟待提高，法官现代化成为形式所需。
法官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为了提高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法官现代化也是服务于整个政治文明的大局，最终是为了向社会提供尽善尽美的纠纷解决机制。那么法官现代化究竟为法官提出了哪些要求呢？本人有以下粗浅的认识：
一、法官独立是法官现代化的保障。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机制”。当我们思考或设计我国法官制度时，法官独立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必须明确的问题。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司法权作为一种摆脱王权控制的独立权力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司法独立与分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分权原则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确区分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提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则不会有自由和法治的存在。因此，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独立的司法，无论是从法官职业的本身特性或是从法院审判独立与法官个人独立的关系而言，法官个人独立是司法独立和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其一，法官个人独立是法官职业和审判活动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我们知道，司法活动不同于行政和军队的活动，它强调的是法官的个人行为，即法官需要具备独立人格。因为法官行使职权并不是仅仅集中在最后的判决，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法庭上对诉讼过程中一些需要确定的事项的决策，如果法官对诉讼过程中随时需要作出判断的事项不能独立进行决定，就会失去当事人的信任，也会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增加纠纷解决的难度。除此之外，审判还是一项讲究亲历的活动，它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言词、证人的证词都需要亲自听取和分析，并作出判断，同时还要求法官对整个诉讼都自始至终地参加，对证据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我国，承办法官在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案件时，为了防止出现错案追究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审委员讨论决定，或者再向上级法院请示，这种做法显然违背法官的独立性。案件的承办法官应当独立审判，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公正的做出判决。我国法官的等级制度强调的是行政级别高的法官对行政级别低的法官的领导或影响，要求下级法官对上级法官的服从和依赖，这不利于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直接、独立的判断。这也是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对一些最基本的证据都不认证的深层次原因。其二，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性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审判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不是抽象的，是由法官具体体现的，如法官个人不独立，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的独立就毫无意义。
二、法官专业化是实现法官现代化的条件。关于法官的专业素质，英国法官柯克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在与英王詹姆士一世可否亲自坐堂问案争辩时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是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力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识。”[1]这段话成为英美法系中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而美国学者梅里曼却这样评价大陆法系的法官：“法官不过是一种工匠，除了很特殊的案件外，他们出席法庭仅是为了解决各种争诉的事实，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寻找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们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的操作者，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2]比较了以上关于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官专业性的两段经典论述，那么法官现代化对法官专业化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法官在法律制度中的统治性地位。在“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的制度下，法官在形成法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律适用之外，对事实的判决主要是由陪审团完成的，而对陪审团成员却要求其没有法律背景。中国法官的职能与此相比有些不同，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适用仿佛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适用法律比认定事实更为简单。这样看来，在审理案件时，如果仅仅是认定事实，那么就不能说法官是一种专业性的职位，因为认定一件事实这是任何普通人都能够完成的。但是在我国，法官对法律发展的确起不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司法解释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但这种司法解释的权力只是集中中最高法院手中，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仍然是“适用法律的机器”[3]。
在大陆法系，并不像梅里曼所说的“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4]。法官不但具有专业化水半，而且这种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历史的考察，这一点就会发现，因为传统的法院录用了法学家，所以人法院就由学识渊博的人组成。即使在意大利，这大概也是法学家逐渐把公共权力掌握在手中之后的事。”[5]
法官专业化不仅是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建立法官专业化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官专业化制度，旨在全面提高和保障法官的素质，从而适应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需要。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社会冲突的最后防卫者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者，也决定了必须由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必须精通法律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而只有熟悉法律才能信仰法律，并严格地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三、在具备了独立性和实现专业化后，现代化的法官还应具备以下素质：
1、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对于法官，法律应该是其唯一绝对的服从对象。法官必须崇尚法律，唯法是尊，视法律为第二生命。法官必须用一种职业的方式来看待法律、适用法律。这种方式就是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就是必须忠于法律，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确定和解决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来说理和裁判。除非法律规定，法官在审判时不能服从上级，也不应服从其他机关组织或团体和个人。司法权威根本上来源于法律的权威。为保障法律权威，法官应当遵从程序法和实体法来审判每一个案件，奉法律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忠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
2、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司法中立”的理念。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其性质了法官司法的中立性，即法官在裁判中处于中立的地位，法官应以公平中立的态度对待双方当事人，目光不应该有斜视。法官中立使法官不仅能切实地主持正义，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维护正义。如果在诉讼中，法官不能显示其中立性，就不能使冲突与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可能使纠纷通过诉讼而划上句号，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将继续受到干扰。
3、现代化的法官应当知识渊博、善于研究。高深渊博的法律知识，是一名优秀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司法实践告诉我们：一名法官，仅凭满腔热情、一身正气是难以实现公正裁判这一目的的。那么，靠什么才能理清错综复杂的案件?靠什么才能识别扑朔迷离的案情?回答只能是这样的：理清和识别错综复杂的案件、案情，靠的是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如果一名法官，不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就不可能做到对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甚至可能出现由于缺乏客观准确的分析而让罪犯逃脱法眼、继续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一再证明，我们不能不把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法律专业知识，作为一名法官的基本素质而常抓不懈。
同时法官要善于研究，不断钻研，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在理论创新方面，实务界往往落后于学者，甚至在审判方面，也受到学者的严重影响。不可否认，大陆法系法官的成长是与学者的贡献分不开的，从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时期，法学家便以积极的姿态登上舞台，并且一直传承下去。这也是学术独立精神的体现。但是，法官们也不应忽视自己的贡献，毕竟，法官时案件的见证人，是疑难问题的目击者，最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最能够听到社会的呼声。但是在一些前沿问题上，总是学者最先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最终争论一番后，法官再依据结果权衡案件的判决。学者的争论理应只对法官形成间接影响，因为裁判权掌握在法官手中，对于学者的观点，具有采纳不采纳的选择权。但有时学术太过于自由，直接影响个案的审判。现在传媒发达，在案件出现之后，判决之前，编辑记者们喜欢找法律专家做点评，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公众并不把种点评当作学术讨论，而是当作案件应然的判决结果。在这种舆论大造声势的条件下，媒体的“判决”结果直接影响法官判决。甚至有的学者公然与法官争夺话语权、审判权。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刘涌案中，在锦州中院做出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后，十几名京城学者联名出具法律意见书，直接将学术讨论延伸到个案审判中，结果辽宁高院受其影响，二审改判死缓，最终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二审判决。在这起案件中，学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法官们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学者的法律意见书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呢？追根溯源，是法官的理论水平较低，长期以来过分依赖于学者的法律解释，过于迷信权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法官的职业化不仅要求法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还进一步要求法官的专业水平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即能达到所谓的学者型法官的程度。
4、现代化的法官应技能高超、品德优良、经验丰富。法官是具有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特殊群体。法官除了应当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外，还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职业伦理道德修养，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他人和影响他人。法律是以公正为最终的和永恒的价值，而法官作为法律职业的最主要的主体，就应始终以公平、正义这一最高伦理价值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官应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形式性、职业性、终级性和公平优先性等特点，而法官是司法权的主要行使者，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中运用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根据自己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根据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内心信念，居中裁判。法官的社会职责主要是通过审判案件来解决社会各种矛盾和纷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力求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具备精湛的法律知识，更要具备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而且还要具备良好或崇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试想，如果让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还未成家的年轻法官，负责审理离婚案件或家庭纠纷案件，他（她）丝毫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他（她）除了机械地运用法律外，还能做什么，又怎能妥善地处理好此类案件，当事人又怎会对他（她）的裁决结果信服呢？一个没有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在办案中又怎能把握时机适时进行调解或妥善处理那些突发事件呢？法官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品性需要在审判实践中不断磨炼，不断培养，要经过多年的熏陶和积累，才会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一个职业伦理和道德素养尚不高的法官，又怎能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护神呢？
结语
以上所述是从单纯的应然的角度出发对法律现代化作出的一点分析，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官现代化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与我们的现实社会相联系的，古罗马谚语云：“有社会斯有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一部分的法律，总是与特定社会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因此法官现代化建设会遇到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但更需要我们对改革可能甚至必然产生的代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沿着法官现代化建设道路坚定的走下去，实现法官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