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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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在经济法语境中，政府责任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政府的经济职责，即政府依法承担的干预经济的职责；二是政府的法律责任，即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因在行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职权中违法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2]事实上，第一种含义下的政府责任与政府经济职权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重合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责任，不如更准确地将其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即经济学上所谓的政府经济行为，“是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经济政策目标而进行的行为，它能产生经济效果和相应的法律后果”[3]。具体说来，就是政府通过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机制的先天不足，克服经济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协调和平衡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以实现经济社会的效益最大化。而本文所指的政府责任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责任，即政府的此种经济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后应当承担的否定性后果。

　　（二）经济法中政府责任的特殊性

　　经济法语境中的政府责任是政府的经济行为违法而引起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它不同于补偿性的民事责任，也不同于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生的、旨在控制行政权的行政法责任，它是一种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特的属性：（1）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是基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关系产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家这个庞大经济体的运行负有调控和指导义务，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正是由于对这种义务的违反而产生的。（2）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与其享有的经济职权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即并不是政府有什么样的经济职权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政府责任的规定，例如，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政府的一项经济职权，但法律并没有规定进行社会分配应该遵循的法定程序以及分配不公时政府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这是由经济法视野中政府行为的特殊性决定的。经济法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政府是“有限理性”的主体，这就否定了政府具有对所有经济行为全知全能的异禀，事实上，政府对自身承担的某些庞杂且过于宏观的经济职权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确实是无力预测的，不对政府的这类职权施加强制责任，正是对政府“有限理性”的合理容忍。（3）同样，政府责任的承担与损害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政府调控经济失败给市场主体乃至社会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调控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故意或过失所致，而只是有限理性的政府的能力不足问题。显然，要求一个有限理性的主体承担其理性能力不足造成的全部损害是不符法理的。（4）前述经济法中政府责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追究模式应该主要是从程序上出发，而不是对其进行实体性的评价。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后果需要放置到长远的时空中评断，而且受这种行为影响的主体广泛而不确定，对政府责任进行实体性评价会产生不周延的困境。通过完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应遵循的程序性规则以及违反程序规则的应承担的相应后果，可以有效划定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边界及其干预失败的责任，确定政府对经济适度干预的法定范围。


二、经济法中政府责任规制的现状分析

　　从现行经济法立法来看，对政府责任的规制存在较大问题，这也构成了经济法责任实现的一大难点。

　　（一）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情形有限

　　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情形十分有限，有很多理应承担责任的情形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定。例如，《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自收到经营者提交的符合规定的文件、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初步审查，作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如果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这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该法并没有规定。又比如，《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但是对政府不举行听证会的法律责任问题又是一片空白[4]，事实上，举不举行听证会完全要依靠政府自觉，这种关系公共利益的公众的听证权利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

　　（二）政府承担责任的形态过于单一

　　政府承担责任的形态过于单一，没有吸纳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态，而且通常都只是用“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违反某某条规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一带而过。而经济法特有的责令停止、纠正或撤销违法行为；惩罚性赔偿；通报批评等特殊的责任形态却未作考虑。这种忽视法律责任所属法律部门的立法必然不利于经济法整体责任体系的构建，政府在干预经济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必然也是不完备的。


三、构建经济法中政府责任的正当性

　　“课以责任，……是人类社会为了在毋需诉诸强制的情况下便能把秩序引入我们生活之中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5]在经济法中规定政府责任可以有效消除市场经济的不利益状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发展。

　　（一）确定政府责任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要求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着从原始市场经济到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过渡”[6]，“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根本一条就是法治”[7]。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的统治，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它不仅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且强调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课以责任也就成为法治的市场经济建设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从市场经济运行的现状来看，政府配置经济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错位干预造成了市场发育缓慢、权力寻租、腐败滋生。而“寻租行为的本质是‘权力搅买卖’，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过度干预经济。”[8]通过对政府违法责任的规制，行政权力寻租现象才得以避免，从根源上铲除腐败才具有可能，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作，市场经济才得以健康运行。

　　（二）政府有限理性的逻辑必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被预设为具有全知全能的秉性，是经济资源的全能配置者。在这种预设下，政府的配置命令就是法律，它是不会犯错的，所以规定政府责任也是没有意义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政府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政府同一般个体一样，也只具有有限理性，它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政府犯错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基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掌握的特殊权力，它违法的可能性更大，可能造成的社会损害更严重。因此，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课以责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化的必然要求。在经济法中构建政府责任可以迫使政府比在没有责任的情况下更具理性的行事，防止政府忽视自身局限，滥用权力，肆意干预经济活动侵害个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三）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

　　责任政府的观念起源于英国，起初是强调政府对议会负责，后来逐渐发展成政府要对选民负责的制度，实质是强调政府权力应该受到限制。我国学界认为责任政府意味着“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及其官员履行责任的依据；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应得到政府切实的保障；公民的正当诉求应得到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政府的渎职、失职与违法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受政府及其官员公务行为损害的公民，政府有责任给予赔偿。”[9]]就目前来看，政府履行的职责出现多样化趋势，但经济建设职能已经成为政府承担的主要职能，因此，政府在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因侵害受控主体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出现失职渎职、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等情形时应依法承担责任。因此，构建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是建设责任政府不可或缺的一步。


为了合理解决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维护种子使用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常需通过种子质量检验确定种子质量。种子质量的检验机构、检验程序和判定标准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决定检验结论是否具有证明作用。作者利用一起伪劣种子案件，探讨种子质量检验的合法性和关联性。

案情简介。

博丰公司利用2009年购买的糖用甜菜品种KWS9103的散种子加工、包装成包装种子，于2010年春天销售给众和公司，众和公司又将包装种子销售给良种站。买卖双方都对种子进行了共同取样封样分别保存。2011年3月16日，侦查机关以该种子涉嫌伪劣种子为由，将自良种站提取的四袋种子，委托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已被注销的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以下简称检验机构）进行种子质量检验。检验机构依据GB/T 3543.1~7—1995对侦查机关送交的四袋KWS9103种子进行检验，发芽率检测值分别为55%、52%、13%和77%，均低于标注值。检验机构依据《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判定送检KWS9103种子的发芽率不合格。公诉机关以检验机构出具的四份《检验报告》为主要证据，对博丰公司及其主要人员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依法追究他们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刑事责任。作者认为，该种子质量检验结果的合法性和关联性，都值得商榷。

1 检验机构和检验程序、判定标准的合法性。

1.1注销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检验机构的检验，不具合法性。

由于检验机构的种子发芽箱和干燥箱已超过有效期，某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公告，决定对检验机构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予以注销。检验机构已被注销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应停止使用CMA印章，不得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作为由农业部考核颁发检验机构合格证书的省级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明知自己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已被注销，不得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而故意接受侦查机关的委托进行种子质量检验得出检验结论并制作检验报告。检验主体不合法。

1.2违反检验规程和判定标准的检验，不具合法性。

《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附录A.3.3列明糖料类种子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GB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糖用甜菜种子生产、经营、检验，都必须执行《GB 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检验机构制作的检验报告既然引用《GB 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判定送检糖用甜菜品种KWS9103的种子不合格，就证明该机构明知对糖用甜菜种子的检验和判定必须执行《GB 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该机构不执行《GB 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规定的检验程序和判定标准，故意依据未对糖用甜菜种子的检验方法作出规定的GB/T 3543.1~7—1995对侦查机关提供的糖用甜菜种子进行检验，并依此判定种子质量不合格并制作检验报告。检验程序和判定标准不合法。

2 种子真实质量的判定和质量责任的确定。

2.1自行检验和委托检验的结果，可以判定种子样品的质量和确定是否进行仲裁检验。

《合同法》第157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应当及时检验。作为调入种子的买受人，应对调入种子的质量指标进行复检，有异议的，除纯度之外应在调入种子到达后第二日起两个发芽周期内提出。依据《GB 19176—2003糖用甜菜种子》等标准，糖用甜菜包衣种子的两个发芽周期为24天。众和公司和良种站，都是领取《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具备种子检验能力的种子经营者，作为调入糖用甜菜种子的买受人，都应对购买的种子及时自行检验。其他种子经营者，如果没有能力对购买种子的质量自行检验，应及时送交法定的种子检验机构委托检验。

2011年3月16日，侦查机关将良种站提供的种子样品送到检验机构进行的种子质量检验，属于“委托检验”。《检验报告》在扉页的注意事项中已经注明：“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即“委托检验”的检验结论，仅能证明送检种子的质量状况，不能证明良种站库存种子批的质量状况，更不能证明众和公司以及博丰公司销售种子的质量状况。如果侦查机关送检的种子样品是自众和公司或者博丰公司销售的种子批中扦取的，该样品经自行检验或委托检验得出的检验结论是该批种子质量不合格，就应考虑进行“仲裁检验”。

2.2仲裁检验的结果，可以判定种子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

种子买卖双方对买卖的种子共同取样封样分别保存，以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判定种子的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既是行业规定又是行业惯例，还是博丰公司和众和公司以及良种站的交易习惯。

《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对产品抽样、封样、检验方法、质量判定依据、检验报告的效力范围，都有明确规定。发生糖用甜菜种子质量纠纷的，应当按照行业规定、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依据《GB 19176—2003糖用甜菜种子》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对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进行仲裁检验，判定种子的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具体到本案，必须对博丰公司和众和公司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进行仲裁检验，才能判定博丰公司销售种子的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必须对众和公司和良种站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进行仲裁检验，才能判定众和公司销售种子的真实质量和确定质量责任。本案没有对博丰公司和众和公司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以及众和公司和良种站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进行仲裁检验，既不能判定博丰公司、众和公司销售种子的真实质量，又不能确定博丰公司、众和公司、良种站，谁应承担种子质量责任。

3 种子质量与减产事故以及质量责任之间的关联性。

3.1发芽率虽可影响出苗率，但与减产事故之间没有必然关联性。

发芽试验的目的，是测定种子批的最大发芽潜力，据此可估测田间播种价值。种子发芽率，与出苗率有关，但不是出苗率的决定因素。出苗率低，可以通过补种、补苗等方式达到苗全。

出苗率的高低，受种子发芽率、土壤质地、土壤温度、土壤湿度、播种深度、整地质量、播种质量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使发芽率100%的甜菜种子，种在喜马拉雅山上也不可能出苗！确定发芽率与减产事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应当申请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进行田间现场鉴定。

3.2出售种子发芽率低，不代表其他经营者的种子质量不合格。

《GB15671-1995主要农作物包衣种子技术条件》规定，主要农作物包衣种子在常温下贮存期不得超过四个月。博丰公司于2010年初加工包装的包衣种子，在常温下最多能贮存到2010年夏季。由于贮藏条件等多种因素都对种子的发芽率有影响，因此出售种子的种子经营者于2011年4月8日送检的种子发芽率低，不代表其他种子经营者或种子生产商的种子发芽率低。

3.3出售种子造成减产事故，与其他经营者的种子不具有关联系。

假设博丰公司销售种子的发芽率不合格，众和公司进货检验时应当发现和提出。假设众和公司向良种站销售的种子发芽率不合格，良种站在种子入库、种子出售前应当发现和提出。假设良种站没有发现种子发芽率不合格就销售给了种子使用者，因发芽率低导致出苗率低，造成田间缺苗断垄的，种子使用者在播种12天左右的出苗期内就应以种子发芽率不合格造成损失为由提起控告或诉讼。在种子已经生长发育成甜菜，甜菜已经成熟收获，出售种子的种子经营者良种站才申请种子管理机构对甜菜品种的纯度进行田间现场鉴定的事实，证明造成甜菜减产事故的原因，与众和公司、博丰公司销售种子的发芽率之间没有关系。

3.4检验结果差异显著性，证明送检种子不具有代表性。

《GB 19176-2003 糖用甜菜种子》和《GB/T 3543.1~7—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的发芽试验都规定了5%显著水平的一尾测定“发芽试验与规定值比较的容许差距”，检验机构出具的四份检验报告依据的允许误差值也是5%显著水平的一尾测定，四份检验报告得出的检验结论是发芽率分别为55%、52%、13%和77%，四个检验结果都与标注值之间的差距远远超过了允许误差的范围，因此依据《GB 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7.3.1 b 质量检测值任一项达不到相应标注值的，判为劣种子”。但是，依据“不同送验样品间发芽试验的容许差距”，四份检验报告得出的检验结论是发芽率分别为55%、52%、13%和77%，平均发芽率为49%，差距为64，远远超过了平均发芽率为49%的最大容许差距8，证明四份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不能代表同一批种子。由于博丰公司向众和公司、众和公司向良种站仅供应一批种子，所以，送检的四个种子样本，不能代表博丰公司或众和公司的种子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