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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住宅小区与高层楼宇物业管理暂行规定
成都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住宅小区与高层楼宇的物业管理，创造整洁、文明、安全、舒适的城市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新建的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含组团）以及十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应当按照本规定实行物业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物业，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房屋及其配套的有关设施、设备和场地。
本规定所称业主，是指房屋的所有权人。
第四条 物业管理实行业主自治与委托物业管理公司专业服务相结合原则。
第五条 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是本市物业管理的主管部门，并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
各区（市）县房地产管理部门或区（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简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负责本辖区物业管理的指导、监督和协调工作。
建设、规划、市政、公用、园林、市容环卫、公安、物价、供电、邮政、电信等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规定。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做好本辖区物业管理的监督和指导工作。

第二章 业主自治管理
第六条 业主有监督物业管理的权利，并有合理使用房屋、公用设施，维护公共秩序和缴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用的义务。
第七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入住率达到30％以上或入住已满一年的，应当成立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但不得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物业管理区域由区（市）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根据配套设施情况进行划定。
第八条 业主委员会由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或其推选的代表以及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居委会确定的人员组成，业主委员会主任由业主担任。
业主委员会根据物业管理区域的规模由七人至十一人单数组成，每届任期二年。
第一届业主委员会由开发建设单位牵头，在区（市）、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组建成立，并报市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第九条 业主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选聘物业管理公司，代表全体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订立、变更或者解除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二）审核物业管理公司的年度管理计划和管理服务的重大措施，监督物业管理服务费用的收支情况；
（三）听取业主、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对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服务工作进行监督；
（四）对业主、使用人进行约束和监督，督促其遵守业主公约，履行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五）协助物业管理公司做好与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
第十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定期召开会议，会议必须有过半数委员出席，作出决定应经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还应征求其他业主的意见。
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使用人具有约束力。
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规定。
第十一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制订业主公约，明确有关物业使用、维修和其他管理事项。业主公约经已入住的过半数以上业主签订后生效。业主公约对全体业主、使用人具有约束力。

第三章 物业管理服务
第十二条 物业管理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向市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申领物业管理资质证书。
物业管理资质证书实行定期审验制度。物业管理公司应当按照资质管理的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服务。
第十三条 物业管理人员应经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培训并领取合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第十四条 物业管理公司享有下列权利：
（一）制定物业管理的具体规则；
（二）依照本规定和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进行管理和服务，收取服务费用；
（三）有权制止或处理违反物业管理规章制度的行为；
（四）有权选聘专营公司承担专项经营服务，但不得将本物业的管理责任转让给第三方；
（五）有权要求业主委员会协助管理；
（六）有权依法从事其它多种经营活动；
（七）有权拒绝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
第十五条 物业管理公司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照本规定和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和标准实施管理和服务；
（二）听取业主委员会、业主、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并接受其监督；
（三）协助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四）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与监督。
第十六条 物业管理公司接受业主委员会的委托进行物业管理服务，应当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合同应载明以下内容：
（一）管理服务的项目和标准；
（二）管理服务的期限；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服务费用；
（五）违约责任；
（六）解决纠纷的方式；
（七）合同终止或解除的约定；
（八）其它约定事项。
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示范文本由市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的公共性服务项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一）房屋建筑共用部位的养护、维修和管理，包括门厅、楼梯间、楼道、外墙面、承重结构、屋顶等；
（二）共用设施、设备的养护、维修、运行和管理，包括：电梯、水泵、二次供水设施、上下水管道、中央空调、共用照明设施、消防设备等；
（三）附属配套建筑和设施的养护、维修和管理，包括商业网点、自行车房（棚）、停车场（库）等；
（四）公用绿地、花木、建筑小品等的养护和管理；
（五）公共环境卫生，包括公共场所和房屋共用部位的清扫保洁、除“四害’’以及垃圾的收集、清运等；
（六）车辆停放与行驶秩序的管理；
（七）维持公共秩序，包括安全监控、巡视、门岗执勤等；
（八）物业档案资料的保管。
第十八条 物业管理公司可以接受业主、使用人的委托，开展料理家务、照顾病人、装修房屋、维修房屋自用部位和自用设备、搬运和订购物品等专项特约服务。
第十九条 水、电、气等有关专业管理部门委托物业管理公司向业主或使用人代收代缴费用的，应按规定向物业管理公司支付劳务费用。
第二十条 物业管理服务的收费标准，应遵循合理、公开的原则，根据服务的内容、质量、深度和社会承受能力，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普通建筑标准的住宅小区的公共性服务项目，实行政府定价；
（二）高标准的住宅小区和高层楼宇的公共性服务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
（三）特约服务实行经营者定价。
第（一）、（二）项的收费标准，由市物价局会同市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一条 物业管理服务的费用由物业管理公司按规定向业主收取。业主与使用人约定由使用人交纳的，从其约定。
物业管理的公共性服务项目收费，经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协商可以预收，但预收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二十二条 物业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每半年公布一次管理服务费用的收支情况，并接受业主委员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三十日内，应向业主委员会办理下列事项，并报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
（一）对预收的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按实结算，多收的部分予以退还；
（二）移交全部物业档案资料和有关的财务帐册；
（三）移交物业管理办公用房和属于业主共有的房屋及其它财物。

第四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修
第二十四条 业主、使用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正确处理用水、用电、排水、排污、通行、通风、采光、维修、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第二十五条 业主或者使用人装修房屋，应当事先征得物业管理公司的同意，需要改变房屋结构的，必须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物业管理公司应将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和使用人，并加强对装修活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六条 业主或使用人应当严格按照房屋的设计用途进行使用，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因特殊情况确需改变的，应当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并在征得相邻业主、使用人和业主委员会的书面同意后，报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配套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不得改变使用性质。
第二十七条 业主、使用人使用房屋，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擅自改建、扩建和改变房屋的外观；
（二）不得拆改房屋的承重墙和梁、柱结构；
（三）不得占用房屋的屋顶、楼梯、通道等共用部位；
（四）不得利用房屋从事危害公共利益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占用道路摆摊设点；
（二）擅自接引、拆除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擅自在住宅小区内占用和挖掘道路；损坏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三）违法搭建建筑物；在公共用地、走廊、屋顶、楼梯内堆放杂物；
（四）毁损、占用绿地和绿化设施；在行道树上钉钉、刻划、拴绳或张贴、悬挂各种物品；
（五）乱倒垃圾、乱泼污水、乱扔瓜果皮核纸屑；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上涂写、刻划、张贴；
（六）违反规定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七）法律、法规、规章及业主公约规定的其它禁止行为。
第二十九条 房屋的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的养护、维修，由业主负责，业主与使用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业主或使用人也可委托物业管理公司进行养护、维修，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第三十条 房屋的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因损坏而影响毗连房屋正常使用，业主或使用人应当及时修缮。拒不修缮的，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修缮，费用由业主或使用人承担。
第三十一条 建立物业养护维修专项费用，用于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以及附属配套公共建筑和设施的养护、维修及更新、不得挪作他用，但按本规定由业主委员会用于支付房价款和租金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物业养护维修专项费用的来源：
（一）业主按产权份额定期缴纳一定费用；
（二）住宅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按工程造价的0．4％和高层楼宇的开发建设单位按工程造价的0．5％一次性提供的费用；
（三）其他有关的来源。
第三十三条 物业养护维修专项费用应专户存贮，其费用的收支，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应定期向业主公布，接受监督。
第三十四条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地下管网、道路等设施的养护维修，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业主转让、出租房屋，应当将业主公约作为转让合同、租赁合同的附件，并在合同签订后的一日内，将转让、出租情况书面告诉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
房屋转让时，业主原缴纳的物业养护维修专项费用不再退还。

第五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三十六条 物业在建设期间至向业主委员会正式移交前，开发建设单位应自行实施前期管理或委托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并将管理情况报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其物业管理服务费用，除由业主、使用人入住后按规定缴纳外，不足部分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
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应与原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管理期限不得低于二年。期满后业主委员会可重新聘请物业管理公司，但在同等条件下，原物业管理公司有优先受聘权。
第三十七条 开发建设单位在出售、预售或安置房屋前，应当制定物业管理方案，并在房屋购销合同或安置协议中载明相应条款。
物业管理方案应经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审核。
第三十八条 经验收合格的住宅小区、高层楼宇，开发建设单位应向物业管理公司提供以下档案资料（复印件）：
（一）规划总平面图；
（二）竣工总平面图；
（三）单体建筑及结构设备竣工图；
（四）地下管网竣工图；
（五）房屋分配方案；
（六）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数量清册及平面布置图。
第三十九条 根据物业规模，开发建设单位应提供一定的房屋按照直管公房的租金标准出租给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作为办公用房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四十条 住宅小区按规划配建有商业网点房的，开发建设单位应将占物业总建筑面积0．5％的商业网点房按工程造价转让给业主委员会，产权属全体业主共有。
第四十一条 业主委员会应将商业网点房和其它有经营收入的公用设施、设备、场地提供给物业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其中商业网点房经营纯利润的40％纳入物业养护维修专项费用，其余经营收入用于弥补日常物业管理经费的不足。
第四十二条 业主、使用人入住前，应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入住公约。入住公约对全体业主、使用人具有约束力。入住公约自业主公约生效时终止。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业主、使用人违反业主公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违反业主公约的，业主委员会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
第四十四条 业主、使用人不按期缴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用的，物业管理公司有权要求其限期缴纳，并按合同约定收取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物业管理公司违反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造成业主、使用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本规定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和使用人。
第四十六条 业主、使用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应予以制止，责令其限期改正、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逾期仍不改正的，由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未取得物业管理资质证书，擅自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由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物业管理活动，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物业管理公司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可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内部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不按规定提供服务的；
（二）不按资质管理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
（三）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不按规定办理有关清退或移交手续的。
物业管理公司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的，市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可作出降低资质等级的处理决定。
第四十九条 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的，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由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调解，也可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不含本数）以下的住宅小区、十层（不含本数）以下的楼宇及单位职工宿舍、办公用房、生产经营用房等的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规定发布前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和十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已实行物业管理的，适用本规定；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应完善配套，创造条件，逐步按本规定实行物业管理。
本规定发布前已移交有关部门、单位管理的住宅小区，应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组建业主委员会，实行物业管理。



1998年5月15日
论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刘成江


[摘要]本文对造成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领事裁判权、观审、会审制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简单介绍了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还以天津教案为例，以从中折射出的清末司法制度问题，着重补充论证了这一问题
[关键词]领事裁判权 观审制 会审制 教案
[目录]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狭义的司法制度指法院制度即审判制度,[1]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是指鸦片战争后，以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为标志，清朝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不但对在华洋人失去司法管辖权，而且其正常的司法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逐渐失去自主权的现象。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一) 领事裁判权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指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家。[2]西方列强借口中国的司法制度过于野蛮残酷，不能适用于西方人，因此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清朝的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对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案件的审判管辖权受到分割。
领事裁判权指外国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外国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只受本国领事或其在居留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本国法律审判，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权之一。[3] 它是清朝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现，也是清朝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二）领事裁判权对清朝司法主权的危害
列强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在香港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也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大大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年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第五、六款对领事裁判权又作了补充规定,不仅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政府不得过问，即使英、华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国人违反禁令“擅到内地运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并不许中国人民对这种目无中国法律、心怀叵测的人“擅自殴打伤害”。这不是只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不许中国人起而自卫，给予应有的处罚吗？
1844年中美签定《望厦条约》，其中不但规定美国人在华涉讼由本国领事处理，而且规定“若合众国人民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据此，清政府也无权管辖美国人与其他各国人之间的在华案件。领事裁判权实际上扩大了，清朝的审判主权进一步受到了侵犯。
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
一、原、被告均系有约国人（依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人），由其驻华领事审判，中国官员无须过问也不得过问。
二、原、被告，一方为有约国人，另一方为第三国人，由有约国领事按照其与第三国订立的条约办理，中国无须过问。
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有约国人，由该有约国领事衙门审判。
四、原告为有约国人，被告为中国人，案件由中国地方官员审判，但得通知该国领事派员“莅审”。
五、原、被告一方为无约国人，另一方为中国人，或均系无约国人，其案件虽由中国官府受理，但须邀一有约国领事会同裁判。
六、为外国人船上服务的中国人犯案，中国地方政府也无权单独审断，须通过就近税务司转告该船领事官派员前往观审。[4]
以上六点，表明清王朝的司法主权已大为旁落。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定新约，领事裁判权被延伸，所有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享有这种特权。
领事裁判权在华确认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在中国犯罪或洋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完全失去了司法管辖权。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遵循民族自决和维护主权完整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浦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中央王朝大多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司法审判的主权。直到清朝中叶，凡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涉外案件，仍然由清政府审理。清朝对外国侨民犯罪，规定只适用属地主义原则，防止其逃避罪责，并针对犯罪行为科以重刑。“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5]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使这一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清朝的法律对其没有了约束力。可以说，领事裁判权在华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开始的重要标志。
（三）领事裁判权的行使机构---领事法庭
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的司法机构。以英国为例，它在华设有审理其侨民案件的领事法院、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
领事法院设于每一领事区，由领事兼任审判官。它审理领事管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刑罚在徒刑一年以下、罚金在一百英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常设在上海，它除了作为第二审法院外还有权审理在华侨民的一切民刑案件，并是各地海事、破产、离婚与谋杀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诉讼标的在二十五英镑以上）的上诉案件。诉讼标的在五百英镑以上或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还可向伦敦枢密院上诉，但刑事案件的判决，不经枢密院允许，不得上诉。[6]
以上可知，列强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司法机关，并且公然确认为其本国法院的下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清朝司法组织的完整和统一。可以说，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是对清政府司法管辖权和司法组织的双重侵犯，使之更加半殖民地化。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一）观审制
为了扩张领事裁判权，资本主义列强还蓄意谋取观审权。1876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时，英国侵略者强行规定了“观审”制度：“凡迂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议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在条约中承认观审制。
观审制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7]观审双方似乎是平等的，其实大不相同。外国领事以战胜者自居，其观审名之曰“莅审”，中国官员应以“礼相待”。而中国观审的官员处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更不懂外国法律，其观审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有少数人因漠视或不屑卑躬屈膝而不前去领事衙门观审。所以，这种“观审”，实际上是享有此特权的外国领事发号施令，操纵审判，为所欲为。
虽然这项特权起初只有英、美两国，但因清政府对各国列强均有最惠国待遇，故各列强纷纷借口利益均沾而取得了观审特权，清朝司法主权遭到更严重践踏。列强在华观审制的取得表明，其不但利用领事裁判权使本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并开始利用这一制度插手清朝的审判制度，甚至对中国人民定罪，这就将领事裁判权又向前迈了一步，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二)会审制
所谓“会审”制度，指在列强霸占的中国领土“租界”内，由中国政府所委派的官员与驻该地的领事馆派遣的官员组成会审衙门，审理“租界”内案件的制度。是列强在租界中强行实行的殖民主义制度之一。
1853年刘丽川小刀会起义时，英、美、法驻上海领事乘机攫取“租界”内两起均为中国人的诉讼案件的审判权。因当时时局未定，清政府也无人过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两国交涉案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允当”。1864年，清政府命上海道与英、美、法驻上海租界领事达成协议，设“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作为中国派驻租界的常设司法审判专门机构。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专门负责审理“租界”内的英美人为原告、中国人及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会审制度于此开始。
“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上海道委任理事，英美副领事等任陪审官，其刑事审判权限为监禁一百天以下，枷锁三十天以下，笞杖三百以下；民事方面，以诉讼总额不超过一百元的案件为限。这是旧中国第一个实行中外会审的混合法庭。表面上，上海道委任的官员任主审，英美两国理事为陪审，实际上，审判地点在英国领事馆内，审判依据是租界当局制定的《巡捕房章程》，审判程序是西方的，中国理事不过是个摆设，完全由洋人说了算。[8]
（三）会审公廨
为了把中外会审的组织和方式确定下来，1868年，英美领事又与上海道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进一步确立了会审制度。
根据会审公廨章程的规定，原被告均为外国人的案件，只能由外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只能派会审官员前往“观审”。虽然观审官员如果认为审理不当，可以逐细辩论，实际上意见往往不被采纳。至于被告为中国人的案件，只有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才允许中国官员判决，其余较大的案件，均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实权却由外国领事掌握。其所适用的法律，由外国领事从西方国家的法律中选择。会审权的范围，最初只限于一般民事案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逐渐扩展到涉外纠纷和海关争议案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会审公廨，将其改由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全权控制。通告确认租界内纯数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外国领事亦可直接派员参加审判，刑事可判十年、二十年的重刑，民事案件只以一审为终审；不承认上海道为上诉机关；凡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即使发生在租界外，或被告居住在租界外，只要洋人告发，会审公廨也可越界捉拿审讯犯人。[9]
中外官员会审制度，是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迫害中国人民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手段。如果观审制尚不能满足侵略者，那么，会审制则让侵略者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做起了法官，各国领事已由陪审、会审，发展到主审。进一步践踏了清朝的司法审判主权。总之，这种所谓会审是：对外国人犯罪是否科刑，中国官员“例不过问”；而对中国人，不仅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可以判处，而且外国领事可以超越权限，“径定监禁数年者”。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10]的现象。更进一步加深了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使得中国人民在涉外纠纷的审理中处于受侮辱和被歧视的地位，露骨地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中，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按照列强的意愿对中国人民定罪，干涉清朝的司法主权，笔者认为，这类事件也可视为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表现。本文以此作为对这个论题的补充。
教案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新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因传教士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挑起教徒和非教徒纠纷，因而激起公愤，各地先后发生捣毁教堂或殴杀有民愤的传教士事件，于是列强向清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