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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的原因探究

河南省修武县检察院 黄秋玲

查办职务犯罪向来是检察机关涉及的一个高频词汇，也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能不能有力的惩处职务犯罪，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两会”期间，“两高”报告涉及查办职务犯罪的内容更是会场内外关注的焦点，各种查办职务犯罪的数字被媒体大量解读。由此看来，检察机关作为查办职务犯罪的主要力量，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探究职务犯罪存在的根源。造成职务犯罪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既有与其他犯罪所共有的原因，也有职务犯罪所特有的原因，甚至还有引起每一个具体案件发生的个案原因。可以说，每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都是这三种原因的综合效应的结果。下面是笔者按照这个思路来浅析我国职务犯罪的原因及提出几点预防措施。
一、 职务犯罪的共同原因
（一） 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缺陷叠加为某些职务犯罪提供机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展了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通过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的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由于两种不同体制混杂在一起，不仅会给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而且也是造成某些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旧体制和新体制在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的同时，它们各自的缺陷也会叠加在一起，为一些犯罪提供条件和机会。如有的人会趁经济管理当中出现的一些漏洞，抓住时机，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进行贪污贿赂。所以有些外国评论家在分析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的原因时，也很衷恳地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使一些贪欲膨胀的干部有机可乘。在这种混合制度下，他们得以去钻多种经济和多种调节手段的空子，以达到其混水摸鱼，变相出售手中权力以自肥的目的。
（二） 权力与经济的互相转化为某些职务犯罪提供了可能：通过改革，政企分开的问题已有所改善。但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权力与经济互相转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一些不正之风便成为职务犯罪的温床。例如，在这样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的批文、领导人的签字，都有可能成为商品而被出卖。因此，某些握有这些批准权的政府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就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向他人索要、收受金钱、财物或其他非法利益，而有些人为了获得这些批件、批文，也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向这些掌握批准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拉关系，找门路，甚至用金钱财物来赎买。这样，有权势者无需任何资本，也无需付出任何劳动代价，就可以在批个条子签个字，或签了一张“许可证”、“营业执照”之后，获取非法收入。在这里，权和钱发生了共振效应，这种共振效应，从客观上为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提供了可能。
（三） 官僚主义现象仍是现行干部制度中存在的一种弊端：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滥用权力或不正确行使权力，致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等渎职犯罪的产生。一些负有管理国家某项事务的职权的工作人员，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是相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甚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官”，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对人民发号施令。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社会上会出现一些令人发指的利用职权对无辜的公民进行非法管制、非法拘禁、报复陷害、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资本主义的奢侈生活方式是产生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同时它的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以各种形式在向我们国家渗透。在这种腐朽生活方式的巨大诱惑下，必然会引起某些人的羡慕和追求。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财富还并不充足，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因此，某些追求奢侈腐朽生活的人要靠自己正当合法的劳动所取得的收入来实现自己的追求，还是比较困难的，在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无法实现但又拼命追求的情况下，那么只有通过犯罪的途径来实现。手中有权力的，就以出卖自己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或者直接将自己有权支配的国家财产占为己有。
（五） 社会分配不公与消费上的攀比心理是产生某些职务犯罪的诱因：社会分配不公是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人不付出任何劳动或很少劳动，就能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而有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几乎与这些人不成比例。因此当他们发现别人家里装备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和家具，生活上比较宽裕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当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满足这种攀比心理的时候，必然会出卖手中的权力，通过出卖权力来获得他人已有的现代化生活设施。比如有的人对自己的工资低不满，认为“十年科技评高工，十年经理成富翁，十年干部一场空，”遂用权力搞“堤内损失堤外补”；有的人持着“一切向钱看”的心理，认为金钱万能，“理想、道德，不如多得”；有的领导为送子女出国深造，利用手中权力，索贿受贿；有的人虚荣心极强，争强好胜，总想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有的人甚至为了获得钱财，不惜出卖法律，贪赃枉法、私放罪犯、出卖国家机密等。这样，行贿、受贿、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便会由此而产生。
二、 职务犯罪的特有原因
造成职务犯罪除上述一些共同原因外，还有造成职务犯罪的特有原因。笔者总结的有以下几种。
（一） 国家职能的某些直接操作者在职务上的便利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地操作着国家的某项职能，承担着某种职务，这就为他们利用职务进行各种犯罪提供了方便条件。 所以，在我国职务犯罪常常与行业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具有行业上的特征。对国家某项职能的直接操作，易滋生某些具有行业特征的职务犯罪。当然,这倒不是说直接操作国家职能就一定产生职务犯罪，但它毕竟为实施某种职务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 职务的多源诱惑对产生职务犯罪有重大影响：由于职务表现为对某一具体事项的决定权或者权力，那么它就会招致各种各样的诱惑，企图影响决定权或权力的行使。当一个人在受到各种各样诱惑的情况下其犯罪的机率显然要比在没有任何诱惑下的机率高。这正如一台天平，一旦两边的砝码不一样重，那么它的重心就会失去平衡，从而整个天平会朝向砝码重的那一边倾斜。如一些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索取个人利益的筹码，他们利用物资分配、项目审批、资金借贷等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
（三） 职务的强大后盾致使职务犯罪分子有恃无恐：职务主体凭借国家的强制力量为实施犯罪提供了方便条件，因此这是导致某些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职务主体都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他们可以利用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之机，假公济私，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打击报复，陷害他人。此外，由于职务主体是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有国家的强大力量作为后盾，那么这就往往使职务主体产生一种变态的自豪感，而这种变态的自豪感又会使职务犯罪者变得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导致滥用权力，胡作非为，从而产生非法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等方面的职务犯罪。如一些人自恃自己是能人、功臣，对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并有人为自己撑腰，因而为所欲为。
（四） 职务犯罪的隐蔽性使职务犯罪分子产生了侥幸心理：职务主体在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时，往往具有隐蔽性产特点，这就会使职务主体对犯罪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利用职务进行犯罪不会被人发觉，在这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一些职务主体自然会自我解除心理上对刑罚的恐惧，毫无顾忌地去实施各种职务犯罪。如一些人自恃手段高明，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攻守同盟牢固等，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会被发现。
三、 职务犯罪的个案原因
若就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来说，除上述一般原因外，还有每个职务犯罪案件的个案原因，这种原因显得更为直接。
（一） 职务主体的个人品质对于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兢兢业业，对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而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却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玩忽职守，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的品质上的原因。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个人品质好，秉性忠直，不谋私利，任劳任怨，因此对于外界的各种诱惑都能自觉地抵制，在处理问题时能秉公执法，在对待工作时能认真负责，因此他们即使身处滋生犯罪的土壤中，也能拒腐蚀而永不沾。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传统的革命理想教育淡化，个人品质就不那么好，甚至十分恶劣。他们法律意识淡薄，贪欲膨胀，自私自利，瞒上欺下，灵魂肮脏，就如苍蝇逐臭一般去寻找犯罪的机会，一旦具备了某种犯罪条件，就会实施犯罪。所以当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滋生犯罪的土壤的时候，生活在这种土壤上的每一个人是否会去实施犯罪，成为罪犯，个人品质就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二） 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低：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应当说与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也是有关系的。可以说，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低，素质差，是导致某些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和素质普遍有待于提高，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政策业务水平很低，工作简单粗暴，结果往往导致一些职务犯罪的发生。
（三） 职务主体具有犯罪机遇：一般来说，一个人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
会实施犯罪，他们总要寻找到合适的机会。一般来说，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方面的职务犯罪，往往会在隐蔽的情况下发生，并且职务主体能直接经管或有权支配这些公共财物，或者职务主体与行贿人之间存在着权钱交易的条件。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方面的职务犯罪，一般都在与被害人之间产生某种利害关系或矛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职务主体犯罪机遇对于其实施职务犯罪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国家工作人员想实施某种职务犯罪，可能因为没有机遇而不得不作罢，但一旦遇到这种机遇，他就会把犯罪的愿望变为犯罪的现实。
（四） 被害人的某些致害因素：职务犯罪被害人是指因职务犯罪而直接受到某种损害的人员。职务犯罪被害人自身存在的某些致害因素，往往也是造成某些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犯罪心理学家山根清道在他的《犯罪心理学》一书中说到“被害者学已经阐明了被害人之所以成为被害者的特性，而且弄清了犯罪并不是单纯地由加害者造成的，而是在两者的动力学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当然这里所说职务犯罪被害人自身存在的某些致害因素对于导致某些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为职务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这里只是想通过探讨被害人在促成某些职务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如何达到从被害人这个角度来预防、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因为仅仅通过打击行为人即职务犯罪分子，而不加强被害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就如医生仅给病人吃药而缺乏病人的有效配合一样，很难将职务犯罪这一社会病态治好。
五、此外，反贪污贿赂机关尚未形成强大的震慑力量，群众对反贪肃贿斗争信心不中足，积极性不高以及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等也是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之一。
六、几点预防措施
在我国，职务犯罪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犯罪，在整个犯罪中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如何预职务犯罪的发生，是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在此提出几点预防措施：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消除职务犯罪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产生职务犯罪的某些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净化国家工作人员的灵魂；加快立法步伐，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充分发挥法制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加大打击力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








中国法官独立的思考
作者 肖文军
内容提要

法官独立对于法官这职业而言是不言而喻，本无需论述，亦无必要对之一命题成立进行分析论证，但对于中国法官却是大问题，中国法官少有独立精神和独立意思，并认为法官独立在现在的国情下还不能完全实现，中国法官的独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路漫漫的过程。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是中国法官任免体制对法官独立的弊病，是否完全不具备法官独立的条件，法官独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全文共6527字）
正文
法官独立对于法官这职业而言是不言而喻，本无需论述，亦无必要对之一命题成立进行分析论证，但对于中国法官却是大问题，中国法官少有独立精神和独立意思，并认为法官独立在现在的国情下还不能完全实现，中国法官的独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路漫漫的过程。对此笔者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法官不能独立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绝不可能合格的法官，持有法官可以不独立观念的法官就是非称职合格法官。
不可否认现行体制确有弊端，中国司法独立之路还很远，法官在独立过程有很多阻却因素，但并不能将法官不独立，归罪于体制，恰恰相反法官不独立问题是出在我们每位法官的身上，中国法官少有独立精神，法官的独立首要是自身的独立和思想的独立，这是法官这门职业所要求，法官不可能从外界去寻找自身的独立，寄托外界而获得独立的法官永远不可能独立。无人能掌握可靠的真理（1），但对于法官独立问题答案就只有一个，不可有法官可以不独立之说。正如 《司法独立世界宣言》所确认的：“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
大多以此为业的法官们对现在司法独立状况不满，苦于司法不能独立之中，也有很多学者对法官独立问题进行反思，但始终是在法官自身因素之外寻求出路，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是中国法官任免体制对法官独立的弊病，是否完全不具备法官独立的条件，法官独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一、体制对法官任免失察
真正意义上法官不必累言，必然是独立的法官。任免合格的人为法官是解决法官独立最恰当最简捷的途径，所以有必要在这对法官任免体制进行探讨。过去，中国法官几乎不需要具备任何条件，使得法官职业世俗化、平民化、行政化，不具备合格条件的人成为法官，成为今天我们在这探讨法官独立意义所在，当然这些已成为历史，但它对法官独立的影响却丝毫没有减弱，因为我们今天在法官中任职的大部分法官都是在那个时代所任免。法官少有对法官职业事业感和认同感，追求职位和政治待遇，仍是我们这一代法官的特点，政治待遇不高是大多数法官所关心的问题，可不知“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2），法官职业是法律人的殊荣，不必再有所求。从这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在法院上班的法官并非真正意义上法官。
法官法出台后，新生代的法官出现，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年满二十三岁；（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五）身体健康；（六）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但这些条件对法官这职业而仍显不够，如法官门槛偏低，任职年龄过低，同时旧体制的弊病并未消除，法官等级制度等等得到保留和发展。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通知》中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或直接任命为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因无规定，院领导无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这种曲解法官法并大胆落实是全国通例，领导再次在法官法之外，身份却在法官法之内，法官法法律面前不平等和特权思维得到保留，不符法官任职条件的书记员可直升副院长，上智下愚这种思想在法官法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司考之后，所有能进法院的法官成了无所不能的法律学家，几年一轮岗，刑事、民事、商事、行政案件只要是法官都能办，可不知术业有专攻，对于法律学者很清楚，每一学科不仅仅是几部法律条文的学习，刑民商行那个部门都不可能靠熟悉几部法条而掌握，“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3），而经验取得却非一天之功，业务的生疏不可避免的助长了请示之风，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没有成为法院的用人之道，领导的喜好决定了一院法官的命运。法官等级制度以法律的名义出台了，法官法设置的四级十二等制度，另有行政等级，大多数法官看重自己的等级制和行政职务的晋升，有所求，必有所失，而失去的恰恰是法官最重要的品质，独立精神。墨子说过：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法官等级制度必须尽可能快的取消。
上述问题，我们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体制对法官任免失察。中国法院现在的法官大多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官，是从开始就没有的，从他们进入法院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对于他们而言法官独立是先天不足，法官独立无非是待遇的提升而已，并不能改变现状。
法官法出台后，尽管有很多不能如意的地方，落实的也不够，但毕竟法官的门槛高了，有利于实现法官的精英化和职业化，有利于让符合法官条件的人成为法官，但当司法考试能为任命法官的基本条件后，法院自上而下胜行起了法官断层之说，结果司考通过率逐年升高，2005年司考通过率达到了14.39%，约3.2万人通过了司法考试，法院办案人手紧缺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可见法官断层之说并没有因为通过司考的人数增加而减少，却为法官职业世俗化做了很好的铺垫，中国法院真的缺少法官吗？据考察法国每10万人中拥有法官8.45名，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法官最多的国家。（4）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准确的，法国和中国相比肯定不是最多的，只能是之一，中国拥有19.5万法官（5），13亿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法官15人。2005年全国审理各类案件500多万件（6），法官年人均办案不到26件，这说明了法院的问题不在法官太少，法官不存在断层问题，而且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出现法官断层问题，即使存在断层问题，对于中国法院却是百利无一害，有利于实现法官终身制和法官老龄化，有利于法官队伍的精简。为中国法官精英化作了很好的铺垫，切不可以与办案法官少而大量增加法官数量，法官质量才是法官独立的关键。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有必要保持较低的水平。
二、现行体制对法官独立的积极因素
体制对法官独立的影响前人已经做了很多论述，普遍认为现行体制缺少法官独立规定，因此本文所侧重于现行体制是否真正不存在法官独立的积极因素进行阐述。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确立了法院独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独立，因此有学者认为宪法对法官独立持否定态度的，“独立审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是由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不是审判员个人职务活动的独立，也不是合议庭审判组织职能的独立。”（7）“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某一级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不是合议庭或审判员独立。”（8）“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起点与归属，但目前人们对于司法独立到底是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的认识还十分模糊，不少人认为中国只能提法院独立而不能讲法官独立。其实没有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有法院的独立，而没有法院的独立也不可能有法官的独立，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9）中国没有法官独立的观念至今仍影响我们大多数法官和法官的领导们。审判独立的主体是法官还是法院，如是法院，那坐在审判庭的法官只不过是摆设，传声筒，事实上绝大部分案件都是由合议庭和独立审判员独立完成的，不论领导参与到案件的审批还是把关，审判独立的主体不可回避的是法官。“法官是法律具体的操作者和执行者，无论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公正，法官都是其中的主角。”（10）在我国建国经典理论马列中同样可以找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11）
随时间迁移，法治中国的提出，学术界与法院开始对法官独立的反思，宪法没有规定法官独立再不能成为法官不独立的理由了，2001年10月18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2条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坚持和维护审判独立的原则，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受来自法律规定之外的影响。”第7条规定“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当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明确了法官独立。在随后的2001年12月2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进一步在审判实务中体现了法官独立。2005年11月4日最高院出台了《法官行为规范(试行)》第3条第2项规定了法官要“敢于坚持正确意见，自觉抵制权势、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最高院对法官独立所出的这些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法官不缺少法官独立的体制，缺少的是独立的法官。
三、法官独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官自身
在这不能要求所有不具真正意义上法官对法官独立的反思，尽管我们可以从上文得出中国司法体体制有法官独立的积极因素，但在审判中能未能动摇现在法官不敢独立的局面。层层请示制度丝毫没有改变，请示包括向上级法院请示和向领导请示，向领导请示尤甚，在基层法院，请示是重要案件的案外必经程序，领导把关，奉行上智下愚官本位思想，法官弱懦，缺少独立精神，实际上是缺少对法官职业的责任感和认同观。典型的案例如2005年佘祥林冤案发生后，法学界及法院对此进行了反思，归纳了出造成佘案的两点原因：一、司法不独立，二、无罪推定没有落实，法院没有错，法官没有错，法院和法官无力承担体制的错误，错在体制，甚至并有人提出要为湖北省高院请功，认为佘祥林未被判处死刑，高院有功，但我却认为佘案的产生，关键在于我们法官不敢独立，有罪推定不是借口，事实上79年刑诉法有“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规定，况佘案发生在93年到98年间，最后被判有罪是在新刑诉法96出台后，从这一案多次审理的情况看，法官们不是没有看出案件的诸多疑点，而是过于弱懦，少有护法的勇气，在这引用“执法者自身没有护法的胆识和勇气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句话是对恰当不过的了。（12）一句体制错对于法官过于轻松，对于当事人却过于沉重，这本是执法者所应尽的责任，我们却推给当事人，法官无错如何能解释的通，如果反思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难免类似的佘案再次发生。网上有人提出法院在当时的情况下过于强调社会效果，对法律效果考虑不足，法官能否在法律外考虑社会效果，结论不言而喻，如法官不能信仰法律和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那么社会不再会有任何稳固的法律，“法官无权以其自身的正义观代替现行法，并因此破坏法律共同体的意志。如法官的良心不容许他服从法律，那他就必须放弃法官的职务。”（13）“即使法官是自由的时候，他也仍然不是完全自由，他不是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侠。他应从一些经过考验并受到尊重的原则中汲取他的启示。他不得屈从于容易激动的情感，屈从于含混不清且未加规制的仁爱之心。他应当运用一种以传统为知识根据的裁量，以模拟的方法，受到制度的纪律约束，并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需要。”（14）
法官独立是由法官本身决定的，还是由法官以外的条件决定。法官独立如果是由法官外部条件决定的，今天在这探讨法官独立毫无意义，无论摆在法官面前体制如何完美，没有独立的法官，外部条件只不过是一个摆设，内因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佘案的发生最为关键还在于我们法官缺少独立精神。不可否认我国体制存在诸多弊病，对司法独立是有影响，有学者提出“这决定了法官不具有自身抵御任何外来压力威胁干涉的能力，如果不在法律上为其设置执行职务的保障，则当其裁判对某种势力不利时必然遭到其权力受侵害而无从抗争，从而屈从某种势力。”（15）这正反映了今天法院的现状，但是从一开始就错误的，法官独立是法官自省的过程，是法官内在的职业认同感和事业感，不应受到外界的干扰，除非没有形成确信。中国法官从开始就的确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法官的世界观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况，如何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又怎可能有法官独立。当利益冲突发生时，法官连法律至上都不敢想，甚至把他当作谬论，认为法官目前做不到，法律至上与保有法官身份，后者更重要些。一个没有法律至上这样一种信念的法官，法官职业只不过是谋生的职业，法官这个职业成功与失败在于职务与工资、等级的高低，而信仰是否得到了坚持对他们而言无关紧要，这个职业已经降格了，法官与社会普通劳动者已经没有区别了，这也许是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法官的社会信用不高，法官职业没有神圣感的另一答案。有些法官认为法官不可能只生活在理想中，法官最终是现实生活的人。如果这一理由能成立，那法官法外办案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成立，外界可干扰审判的理由太多，如果追逐物质利益是法官职业所需，那司法腐败亦可正当化。法官这一职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使每个人鼓荡起自己心灵里那一份最深层的情感，那样一种召唤在里面。那么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职业，它是我们的志业，它是我们天职，是本分上应该恪守的那样一种天职般召唤神对的劳作。”（16）他不是普通人的职业，亦不是单纯谋生的职业，他是以法律为业者的职业，他唯一信念是法律至上，“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17）他必须有维护法律的决心，“可以由此舍弃对名禄的追求而为法律献身。”（18）是对精神的追求超脱于物质追求的职业，如果法官没有法律至上的信仰，又怎能要求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没有法律的信仰又怎可能有孕育法治的土壤。法官自身的独立我们这一代法官所欠缺，但亦是我们这一代法官必须要做的，我们不可以再保留法官可以不独立的思想，这对于中国顺利走向法治道路是至关重要。（未完稿）
参考文献与注释：
1、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公元前564-470年，引自[德]魏德士著，《法理学》 丁晓春 吴越译，法律出版社出版，2005年5月1日第一版，第7页 。
2、［美］德沃金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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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玛利亚?德克拉娅著 《论法院管理与法院职责履行¬---比较意义上的考察》，刘静 唐世银编译，《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2004年第2辑116页。
5、2004年6月30日肖扬在全国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的讲话，《树立科学发展观 开创人民法院基层建设新局面》 载于《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2004年第2辑2页，全国现在基层法官148192名，占全国法官总数的76%，推算出全国共有法官19.5万人。
6、数字来源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5年3月11日上午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7、《行政诉讼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杨海坤编著1997年2月第4次印刷。
8、《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樊崇义主编1991年7月1日第一版37页。
9、《法官职业化的理想与现实》吕忠梅法律适用--2002-11期。
10、陈光中　葛琳著，《论提高我国法官待遇》，载于《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辑，２０页。
11、《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页。
12、田有成著：《法制现代化与执法者的素质探讨》，载《法商研究》1996（1）。
13、［德］魏德士著，《法理学》，译者丁晓春 吴越 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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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鄂湘主编：《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61页。
16、许章润 《以法律为业》。
17、哈罗德?伯乐曼著：《法律与宗教》。
18、陈金钊，《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 载于《法律信仰 中国语境及其意义》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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